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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二将就轻易地攻占了黄河西岸。由于有了徐、朱二将的牵制，敌人无法在河西拦击，我军得以顺利北渡黄河。接着，我军又以兵车相连，立木为栅，作了一条甬道，把兵员向南推进。这样做既造成了敌方无法攻击的条件，又故意示弱于敌人。渡过渭水后，我们修筑了坚固的堡垒，敌人挑战我们不出去应战，是为了使敌人产生骄傲轻敌的心理。可笑的是，敌人不去修筑营垒，却来要求割地讲和。我答应他们求和的要求，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放松戒备，我们的士兵也可以乘机养精蓄锐。最后，时机来到，我军集中力量展开攻击，就产生了所谓‘疾雷不及掩耳’的效果。用兵之道千变万化，是不能够墨守成规的！”

诸将听了，无不点头称是。此外，战事初起时，关中诸将每开到一部，曹操就显得喜形于色，诸将对这一点也不理解。曹操解释说：

“关中地域辽阔，如果敌人各自凭险据守，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去收拾他们，没有一两年的工夫是不行的。现在他们自动集中到一块来了，人数虽多，却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一举便可以把他们消灭，这比一个一个地去收拾他们容易多了，我怎么会不感到高兴呢？”

诸将听了，更加表示叹服。的确，曹操不仅是从战役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且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到了消灭关中全部敌人以占有整个关中地区的问题，眼光是相当深远的。

曹操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在这一次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知己知彼，善于发挥己之所长，攻敌之短，使敌人的优势和长处发挥不出来。正面牵制、侧面迂回、分化瓦解等战术无不运用得相当成功，从而处处陷敌于被动，将战斗的主动权自始至终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充满必胜信心，这种精神状态和性格修养对保证战斗的胜利也起了一定作用。（当然，北渡黄河时只留下许褚等百余人同自己一起在南岸断后，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带有麻痹轻敌的成分，则是并不可取的。诸葛亮后来在《后出师表》中说曹操“殆死潼关”，《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说“是日，微褚几危”，都指出了当时极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这些都表明，经过官渡、赤壁等大战考验的曹操，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指挥艺术更加成熟了。

当然，曹操所面对的不是象孙权、刘备那样的强劲的对手，这也是他能够得心应手地摆布敌人、比较容易地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关西联军人数虽不算少，士兵的战斗力也并不弱，但缺乏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不能协调行动，团结对敌。加之曹操施行离间之计，导致互相猜疑，更影响了战斗力。马超其人，勇力有余，智谋不足，韩遂等人则更是等而下之。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其智谋比起勇力来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诚如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所指出的：“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即使是在古代战争中，高级军事指挥员也必须善于运筹帷幄，光凭勇力是不可能在战争中取胜的。还必须指出的是，不仅马超等人自身缺乏谋略，他们身边也没有象样的谋士相助，这同孙权、刘备身边都有一个“智囊团”的情形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在决战中自不免要常常被曹操算计，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建安十年（205）经荀彧推荐被任命为河东太守的杜畿对保证这次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西征军粮就近由河东负责供应，河东不仅满足了战斗的需要，而且在战斗结束后还剩下粮食二十多万斛。曹操对此非常赞赏，特地下令给杜畿增加俸禄：

第十五章平定关陇（6）

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

“禹，吾无间然矣”出自《论语·泰伯》，意思是“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增秩中二千石”，即使俸禄从太守本来的俸禄标准二千石（实际是一百二十石）增加为中二千石（实际是一百八十石）。杜畿的俸禄一下子增加了二分之一，达到了九卿的待遇标准，表明了曹操对杜畿政绩和功劳的充分肯定。

四陇上破马超

曹操打败关西联军后，率军进入长安。十月，北上征讨逃往安定的杨秋，将安定城团团围住。杨秋自知不是对手，开城投降。曹操鉴于大局已定，对杨秋采取了安抚利用的策略，恢复了他原来的爵位，让他仍然留守安定。

曹操本来打算继续西进，追击马超和韩遂，不料这时在河间爆发了以田银、苏伯为首的农民起义，波及幽、冀二州。曹操唯恐后方有失，于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