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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房间我就把食品收入电冰箱。肉和鱼用保鲜纸严实包好，该冷冻的送进去冷冻。面包和咖啡豆也冷冻起来。豆腐放进充水的大碗。啤酒也放进电冰箱，蔬菜把旧的摆在前面。西服挂在立柜里，洗洁粉摆在厨房木架上面。最后，把回形针撒在电视机上的头骨旁边。奇妙的搭配。奇妙得犹如羽绒枕和搅冰勺、墨水瓶和莴苣一类组合。我走上阳台，从远一点的地方望了望，得到的仍是同样印象，找不见任何共通点。然而，应该在某处有着我所不知道或想不起来的秘密通道相连。

我坐在床沿，久久地盯视电视机。但什么都无从想起，惟觉时间倏忽逝去。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右翼宣传车从附近驶过。我很想唱威士忌。但还是忍了。眼下必须开动完全清醒的头脑。不一会，右翼宣传车又转回原路，大概跑错路了。这一带的路弯弯曲曲，不易辨认。

我泄气地站起身，坐在厨房桌前翻了翻从图书馆借来的书。我决定首先查阅食草性中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再逐一确认其骨骼。食草性哺乳动物的数量之多远远出乎我的预料。光是鹿就不下几十种。

我从电视机上面拿来那块头骨，置于餐桌面，对照书上的每一幅画加以比较。花了1　小时20分钟，对照看了93种动物的头盖骨，但没有任何一种同桌面上的相吻合。在这方面我也陷入了困境。我合上三本书，叠放在桌面，扬起双臂伸个懒腰，一筹莫展。

我索性歪倒在床，看约翰·福特的录像带《安静的男子》。正看着，门铃响了。透过门上的猫儿眼一瞧，见外面站着一个身穿东京煤气公司制服的中年男子，我打开门（没解防盗链），问有何事。

“煤气定期检查，看有无泄漏。”男子道。

“等等。”我应了一声，返回卧室把桌上的小刀揣入裤袋，这才打开门。定期检查煤气的人上个月刚刚来过。此人的神态总有些不大自然。

但我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继续看《安静的男子》。那男子先用血压计样的仪器测试一下卫生间里的煤气，之后拐进厨房。厨房餐桌上依然摆着那块骨头。我开大电视音量，蹑手蹑脚走到厨房门口一看，不出所料，男子正要把头骨塞进黑塑料包。我打开刀刃，飞身跃入厨房，绕到男子后面一把掐住他脖子，把刀刃对准其鼻下。男子赶紧把塑料包扔在桌上。

“没别的意思。”男子声音颤抖地辩解，“一看就恨不能马上搞到手，就装到包里去了。纯属心血来潮。请饶了我吧！”

“不饶！”我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煤气检测员看见人家厨房餐桌上的动物骨头就心血来潮得想据为己有。“要是不从实招来，看我割断你的喉咙。”在我听来，这话无疑是百分之百的谎言，但男子却无此感觉。

“对不起，我老实交待，请高抬责手。”男子说，“其实是有人告诉我偷来这东西可以得到一大笔钱。当时我正走路，突然贴上来两条汉子，问我想不想打工，随手给了我5万元。又说如果偷成功再给5万。作为我也不想干这勾当，但见其中一个长得牛高马大，若说个‘不字’难保不倒大霉，所以才无可奈何地干了。求你别杀死我，我有两个上高中的女儿。”

“两个都上高中？”我觉得不大对头，问道。

“是的，一年级和三年级。”

“噢，哪所高中？”

“大的在都立志村高中，小的在四谷双叶。”男子回答。

搭配倒不自然，但惟其如此，才有真实性。于是我决定相信男子的话。

为慎重起见，我依然把刀刃贴着他的脖颈，从其裤后口袋里掏出钱夹看里面装的什么：现金6　万7　千元，其中5　万元是顶呱呱的新钞；此外有东京煤气公司的职员证和全家彩照。彩照上两个女儿穿的都是新年盛装，长相都不算特别漂亮，而且个头不相上下，分不清哪个在志村哪个在双叶。还有巢鸭至倍浓町区间的电车月票。由此看来，此人不像为非作歹之徒，便收起刀，将他放开。

“可以走了。”我把钱夹还给他。

“谢谢！”男子说，“可往下怎么办呢？拿了人家钱却空手而归。”

我说我也不知怎么办。符号士们——想必对方是符号士——往往随机应变地采取荒唐行动，他们故意如此，以免被人摸出其行动规律。他们或许用小刀剜去这男子的双眼，也可能再犒劳5　万元。天晓得他们的鬼把戏！

“一个长得牛高马大对吧？”我问。

“对对，体格十分了得，另一个瘦瘦小小，个头顶多1　米50。小个子穿着倒像模像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