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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是不容易碰钉子的，即使在群众运动面前，也常常会躲闪，会袭击，事情出岔子的时候，便插科打诨，轻松的把责任卸在别人头上，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摆出一副自己很正确的架子。这种人表面上常常是很积极，很灵活，也很能一时的把少数人蒙混住，以为他倒比较有用，但在群众眼中，常常觉得很难与那些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者区别开。

“唔，刘满那个人，我知道，”文采想起那天在路上遇到他的情形：“完全像个有神经病的；既然他哥哥是个疯子，很可能有遗传。老董，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神经病的么？”

“没听见，”老董答应，“他春上那场官司，咱知道，村干部怕是有些马虎，这里面说不定钱文贵、江世荣都有鬼。他过去的确是个党员，啥时把他停止了，连区上也不清楚呢。”

文采认为当甲长总是赚钱的，都是汉奸，如今听说有人当甲长是被强迫的，是为仇家所陷害，结果破产，成了极贫的农民，还逼疯了，怎么会有这回事呢？他不大相信这种话。钱文贵在村上包揽词讼，出出歪主意，一定是可能的，可是，从经济上来看，他三口人只有十多亩地，把他分给儿子们的五十亩划开了，顶多是个中农，纵使出租，也不是什么大事，从政治上看，他是一个抗属。对一个革命军人家属，在社会上不提高他的地位，已经不对，怎么能打击他呢？因此他觉得干部们不提出他来作为斗争对象，完全是对的。他反而不赞成张裕民，在会上不提，会后叽叽咕咕，这是种什么作风！这只有扰乱目标，也就扰乱了阵容。而这两个同组的工作者，很能接近群众是真的，但分析能力不够，容易被片面的事实所迷惑。文采还特别向他们指出黑板报那件事，明明是群众起来说话，他们却听信了李昌的话，以为这是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李昌不是和李子俊同姓么，这些干部都有些耍私情！偏偏这两个少不更事的同志，却相信干部的意见。

老董以他的对村子上的了解，和他用一个农民的直感，他觉得不管李子俊也好，顾涌也好，分他们的土地，大家也会乐意。但如果要斗争，那么就很少有人发言了，甚至会有人同情顾涌。而李子俊平日的某些小恩小惠，也会使人觉得对他太过了。他的思想常会不约而同的接近张裕民，但却比张裕民更小心，更多犹疑。他觉得在文采的理论政策的渊博学问之下，就不敢坚持一个一定的主张，就不得不采取些模棱两可，含混的语句了，虽然这是同他的性格完全不调和的。

一些纠缠不清的争论，继续着，一些夹七杂八的所谓群众观点，空洞的语言，使胡立功不能忍受了，他跳起来说：“咱们的工作，如果老这样吵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前途，就是垮台！我也曾经做过减租减息的工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是的，我也认为工作组的意见太难于统一了！”文采慢吞吞的答道，“枝节太多，民主也太多，很难集中。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政策理解的深度不一致。不过，至于工作，我想还不至如你所希望——就说是担心也可以——那么的坏吧。

哈……“

杨亮简直觉得只有用痛苦两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了。像李子俊那样的封建地主，应该被清算的，而且应该很彻底。但农民还没有阶级觉悟以前，他们不清楚恶霸地主的相互关系，他们恨恶霸比恨地主更甚，如果不先打倒这种人，他们便不敢起来。他觉得如果这样搅不清，倒不如先回区上去一趟，或到县上去，让他们来决定这工作吧。可是他又压制住自己，他责备自己的办法太少，自己不善于与人合作，他想：“这恐怕是给我的一个最好的锻炼吧。”他又想：“何必在形式上争上下呢？先做一两件事，从事实上来说明我们的想法，让实际来决定行动吧。”于是他提议，根据要红契失败的经验，再进行一次有把握的胜利的战斗，用小小的胜仗来鼓舞士气，磨练斗志，在大的决战之前，小的胜仗是有它的作用的。

果然，这个提议立刻为大家所接受，这不会有妨碍于任何人的自尊心，和新的行动的布置的。为着消弭适才争吵的厌倦之感，新的问题，具体的准备工作，是比较容易得到一致的。因此房子里的空气有了转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谈得很融洽。

合作社里的郭富贵的印象，在胡立功脑子里活跃了起来，他笑道：“父亲打了败仗，那么，让儿子去打胜仗吧。”“是的，这不是一个孬种！可以上阵的角色！”大家同意这个想法。

老董说江世荣是个大滑头，应该先告诉佃户们，怎么去算账，该不该算账。这个意见也很对，上次就因为事先没有使佃户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