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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不是自然而然地落到贝利身上的，而且这种身份他也只能维持这么久。他利用自己的声望把反对腐败、支持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推进议会，并在1998年通过了《贝利法案》。这之后，他辞去了政府官员的职位，重新过起了他收入可观的“微笑大使”的生活。

但是，一旦《贝利法案》没有了贝利的力量在后支持，足球说客们又占了上风。属于贝利的桂冠在他还没来得及戴上之前就旁落了。在他退休两年以后，对手精心策划的立法使得他最重要的改革措施在还没有完全生效之前就被取消了。卡拉托拉斯再也不用公开账目或为他们在账目上动手脚而负法律责任了。和以往一样，巴西的腐败再次证明了它异乎寻常的恢复能力。面对这一事实时，贝利似乎是听由自己接受卡拉托拉斯的摆布。在2001年2月，贝利和巴西足球的污点领袖利卡多·泰克希拉在里约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用贝利的话说，他们已经团结在一个“拯救巴西足球的协议之下”。泰克希拉宣布贝利将领导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主管体育管理部门的重组。他接着吻了球王的戒指：“远离巴西最伟大的偶像是我犯的一个巨大错误。我已经感到懊悔，而且希望高贵的贝利能够接受我的道歉。”接下来，在摄像机面前，为了各种报纸的头版，泰克希拉和贝利拥抱在了一起。

事实上，没有什么事能让贝利的高贵气质蒙受更大的伤害了。他再也不是令卡拉托拉斯头疼的人了。在招待会上，他谴责议会的调查破坏了国球的声誉。正当议会准备好对卡拉托拉斯开刀的时刻，他却表示了对泰克希拉的信任。体育日报《长矛！》（La　nc　e！）的专栏作者约瑟·特拉亚诺（J　o　s Tra　ja　no）怒不可遏地喊道：“贝利和利卡多·泰克希拉的联合是对我们这些为体育道德而奋斗的人下的最大黑手……他把灵魂卖给了魔鬼。”

这次拥抱之后，反腐败的斗士们把矛头指向了贝利。致力于改革的记者们开始反思贝利担任体育部长时所做的一切。回顾贝利的这段任期，记者们发现他并没有那么理想化。他的生意伙伴撰写了《贝利法案》的大部分条款。在撰写这些条款的同时，他们公开承认希望这些法律能让他们从中获利。在其他方面，贝利也表现出了在道德常识方面令人痛心的匮乏。他曾建议外国投资商把资金投入到巴西一些最腐败的企业。例如，1998年时他曾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尤瑞科·米兰达和国民银行的合作。

突然之间，是到了摘下偶像头上的光环的时候了。一些报道出现在小报的花边新闻上：《Is　to　e Ge　nte》杂志刊登了一则报道，称贝利在纽约有一个32岁大的私生女。不幸的是，他留下的不法行为线索引出了一则更具破坏性的报道。2001年整个冬天，《圣保罗页报》（Fo　lha　d　e　S　o　Pa　ulo）每天都在指控贝利从一场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行的慈善比赛中提成70万美元。该赛事由贝利体育营销公司（Pe　l S　p　o　rts Ma　rke　ting）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该报还说这是一个阴谋，其中牵涉到两家空壳公司。对此贝利的答复是他并不知情。他把责任转嫁给跟他合作了20年的生意伙伴头上，解雇了他，并向法院起诉他，并且还解散了贝利体育营销公司。然而，他的气愤并没有使他归还那70万美元。

当我向贝利的朋友问起他在道德方面所犯的错误时，他们提供了几种说法。有的说贝利童年的贫穷导致了他对金钱的狂热，但他们又说情况其实没那么糟糕。在获得人们对他的帮助时，即使是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他也总是有意对他们的缺点采取不在乎的态度。他会原谅他们，直到他认为再容忍下去就会被社会所不容时为止。他的情况与社会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　wa　rd Ba　nfie　ld）的著名文章《一个落后社会的伦理基础》的主旨相去不远。班菲尔德解释说在最重视家庭基础的社会里，责任感最强烈，正是这种社会滋生了最严重的裙带关系与任人唯亲。换句话说，贝利和巴西不只是不适应改革，而且也不适应资本主义。贝利可以大把大把地赚钱，尽管他告诉自己他已经学会了生意场里的冷漠算计，但他却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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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动在腐败泥潭中的桑巴　六（1）

有些批评家将这些不法动机归咎于外国投资商，指责他们利用俱乐部来洗钱并掩盖其他不法交易。有的指责可能有些事实依据，但是大部分外国投资商都是抱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