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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下野为期4个多月，其间，蒋介石前往日本争取日本朝野对他的支持，再与宋美龄结婚，为日后复出确立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于是，1927年底，当他与宋美龄在上海隆重举行婚礼时，他的重返权力中心之旅也就开始了。

第二次下野，1931年12月15日至1932年1月28日。

蒋介石同样没有预料到会有第二次下野。在他本人或者许多人看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正好为他弥合国民党内部矛盾提供了机遇。而在此之前，他正为软禁胡汉民一事而面临来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浪潮。

胡汉民是国民党###、立法院院长，一直反对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断专行，对国民政府实际上沦为个人手中的工具而忿忿不平。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将胡汉民软禁。他的被软禁，立即引发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反蒋高潮。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寄寓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政府的领袖。不同时期反对过蒋介石的派别，在这一时刻汇聚到了一起。

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广东方面首先做出了友善举动，9月20日立即停止了入湘军事行动。蒋介石也予以回报，派代表赴香港与粤方接洽。

《时代》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

如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中国脆弱、派别林立的政府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则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双方的指责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广州和南京双方发现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1项协定。

最大的传言是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呆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时代》，1931年10月12日）

对立的双方达成了和解。10月14日，蒋介石释放了被软禁的胡汉民。《时代》很快做了如下报道：

主席上周释放了前南京立法院院长胡汉民，3月时他被怀疑对主席不忠而被关押。在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中，胡汉民与蒋主席相互拥抱，然后立即开始说服他的广东政府的朋友加入南京政府。还有1个对中国的好消息，广东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签署成立了1个爱国的联合体，他曾被怀疑倾向赤色阵营。陈先生宣布支持蒋主席：

“中国的反日抵制运动的结束，取决于日本自身，取决于他们坦率、真诚地确认满洲是中国真正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策，随后中国才会考虑日本所要求的权利和利益。”（《时代》，1931年10月26日）

然而，外人未必清楚中国政治幕后的复杂性。实际上，表面的联合暂时还不能意味着蒋介石地位的加强。东北大部分地区沦陷、中国军队的不抵抗，使早就反对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国民党内部各派，更有理由逼迫其交出权力，以改变被动局面。12月15日，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同一天，张学良也获准辞去陆海空军副委员长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国民党的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分裂多时的南京、广州、上海各派别，在国难降临之际终于坐到了一起。但蒋介石却在出席开幕式之后，当天下午偕宋美龄悄然离去，飞往上海，又一次前往家乡奉化开始新的下野之旅。

封面中国　第六章（2）

蒋介石第二次下野的时间比第一次要短，为期不到2个月。与第一次下野时相比，此时的他，势力与地位更加难以撼动。几年的纵横捭阖，他早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军阀降服，东北的张学良与他结为金兰之交，中央军的指挥权更是牢牢控制在他手中。接替他出任国民政府领导人的孙科、汪精卫等人，雄心勃勃，慷慨激昂，命令张学良在锦州一带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无法调动唯蒋介石之命是听的中央军前去增援，张学良也对他们非常冷淡。结果，锦州很快失守，东北军全部撤进关内，东三省遂悉数沦陷。到此时国民党内反蒋派别大概才意识到，经过多年经营，蒋介石的地位与影响力已难以撼动。

蒋介石又一次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