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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书信·致赵其文》，1925年4月11日）

“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生命意志，自觉悲壮而更加追求，这些说明非常清楚地揭示了《过客》思考的生命哲学的精神内涵。这种属于鲁迅独特拥有的生命哲学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这种反抗绝望，具体的说，就包括了《野草》中那些心灵自白性的作品。它们解剖内心的虚无思想情绪，书写希望与绝望矛盾消涨的历程，展示与孤独心境搏斗的告白。《影的告别》是《野草》中最晦涩也最阴暗的作品。影向形诉说自己前来告别的原因，就满带着绥惠略夫式挑战世界一切的虚无观念：“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朋友，我不愿跟随你了，我不愿住。”它不愿被黑暗吞没，也不甘心为光明所消失，甘愿彷徨于明暗之间的境地，以黑暗和虚无为自己唯一的精神拥有。它最痛苦也是最痛快的选择，是在黑暗里无声的沉没：“我愿意这样，朋友——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以自己的沉没，向虚无和黑暗作最后的悲壮的抗争。《求乞者》抒发了在冷漠无情的社会里，对于奴隶式求乞行为的厌腻，疑心和憎恶。“我将用无所为和沉没求乞……我至少将得到虚无。”这种自我求乞的臆想，也是一种反抗绝望哲学消极形态的表现。《希望》是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表现得最充分也最直接的一篇。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鲁迅这样说明道：“因为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作《希望》。”这篇散文诗传达了鲁迅内心深处无法排遣的双重的寂寞感。它有惊异与青年的消沉的期待的寂寞，更有惊异于希望破灭产生虚无后的自我寂寞。这是因为，自己在与暗夜的肉搏中，已经逝去了“悲凉飘渺的青春”，而唯一可以寄予希望的“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他用无可奈何而又缠绵悱恻的调子，倾诉了自己这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痛苦：“我只得由我自己来肉搏这空虚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只得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借用裴多菲的诗句，发出自己抗争绝望的声音，这声音是那么的沉重，那么的悠长，那么的充满了内心极度的痛楚。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首散文诗题目《希望》，实际上是“反抗绝望”的代名词。但是这里没有沉溺于咀嚼绝望的悲哀，响彻的是寻求抗争绝望的光明。鲁迅自己后来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不过我却又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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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4）

复仇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思想而对于麻木群众一种愤激批判情绪的升华与概括。他在《野草》里连着写了《复仇》、《复仇（其二）》两篇散文诗，将这一人生思考传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创作的目的，前者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后者是有感于先觉者与群众麻木之间可悲的隔阂。同样的生命哲学传达，用了不同的艺术构思。《复仇》是一个朝现实的虚幻中的故事：“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书信·致郑振铎》，1934，5，16）后者《复仇（其二）》，则以《新约全书》中的耶稣受难群众无情的故事，进行敷衍与构想。由“路人们”以看别人的杀戮或拥抱为“赏鉴”的材料的“戏剧的看客”，到残暴地以为自己谋幸福的先觉者的牺牲为“渴血的欲望”的快乐。它们所表达的孤独的先觉者对于社会上麻木庸众的复仇哲学与愤激情绪，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对于劳动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一耶稣基督，而众犹太人桀之”的愤激思想升华为一种超越具体层面的“复仇”的深层思考。鲁迅已经有20余年复仇思想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