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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情说明近代化是很艰难的，最难的是修铁路，1874年，日本就开始向台湾挑衅，有点想侵略台湾的意思。李鸿章办洋务，知道铁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见到恭亲王，说要修铁路。恭亲王说是应该修铁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这个事。李鸿章就建议他跟慈禧太后提。恭亲王就笑笑说其实太后也不敢做主。后来，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权力，他逐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铁路来运，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几十公里长的小铁路。他让一个英国工程师把一些废旧锅炉改成蒸汽机。当时遇到了全体人员的反对，从当地士绅到官吏到老百姓。因为这种事情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所以开始就没敢让蒸汽机跑，而是让骡子拉着几个车厢运着煤在铁轨上跑。

另外还有架电线，大家知道，中国近代一直被外国侵略，电线传输军事情报很重要，所以李鸿章谈判时常常说，我们谈判传递个消息要来回一个月半个多月，别人一瞬间就能完成，我们老处在被动地位，也应该架电线。这也遇到了巨大反对，很多人都有奏折，我现在不好引了，没有带来。

从反对修铁路到反对架电线，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西方的。当时认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争利，他们以利为主，所以要修铁路。我们中国是皇上为天子，不和民争利，就不需要修铁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为她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但洋务派悄悄的修了一点。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时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慈禧大概也觉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决定，于是让大臣们讨论应不应该修。争论了很长时间，半年后，还是主张修铁路的大臣占了大多数。从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铁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铁路，经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20年在中国近代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后来慈禧同意修铁路，跟李鸿章他们在背后的运作有关系。那时慈禧最宠信的亲王是醇亲王奕譞，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他们通过种种活动让奕宣支持修铁路，他再去说服慈禧，这才达到了目的。

“洋务运动”办得很不顺利，阻力重重，但毕竟还是把大机器引进了中国，并且把学校办起来了，翻译很多西方的声光电化方面的书籍。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修铁路或是办军工厂，需要有大量的金钱资助。清政府晚期的时候财政很困难，这就显出了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了。修军工设施对清政府是有直接好处的，都遇到了这么大阻力，那如果想办一些民用的，比如生产一些纺织品或搞些运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类的本来就不应该修，既然现在没钱，就应该停掉。但是，洋务派此时已经有一定力量了，并且在几十年中也让人们感到没有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慈禧很为难，是停掉还是不停，也让大臣讨论。李鸿章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主张停掉的理由是说没钱，既然没钱，我们就要想办法生钱。怎么生钱？光生产枪炮不行，要办民用企业，生产消费品让人们去买。他就借着顽固派的观点，把”洋务运动”从只生产军用品转向也生产民用品，从求强走到了求福的阶段，于是就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和一些钢铁厂、机械厂，生产民用品卖给老百姓，这样就能赚钱了。赚钱后就采取官督商办，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还是阻力很大，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官方的支持，使民用企业兴起了，”洋务运动”走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洋务运动”只有技术上的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识架构中都没有办法辩论，只好采取我有权力就不跟他们争，自己做，绕过这个。但是洋务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唯一的就是为了和顽固派辩论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自己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个“用”，我的根本、本体还是中国的。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对付顽固派，但在后来的过程中证明了洋务派的不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