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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先生讲完了以后，有媒体记者提出了质疑。问舒先生，您有证据吗？这么说的理由从何而来？舒乙先生说，萧乾夫人文洁若先生可以作证。因为文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这件事。而且文先生还曾亲口向舒乙老师和老舍先生的长女舒济老师都提到过这件事。于是记者拨通了文先生的电话，向她核证此事。核证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二天报纸登出来，题目是《文洁若对老舍曾获诺贝尔奖不予证实》。原文是：“前几天舒乙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老舍先生获得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但因为他已过世所以奖就给了川端康成，他说文洁若了解情况。当记者向文洁若求证时，她说：‘这件事是挪威人伊丽莎白·艾笛和萧乾谈话时透露的，后来我告诉了老舍的家人。不过西方人是成心的，人一死就说要给奖，沈从文不也是这样吗？要说真想颁奖，为什么不给还在世的巴金呢？’”文先生先是提了上面的一个说法，然后把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上去了。但是，虽然她没有证实，但她在里面也提到了另一个人，就是有一个叫艾迪的挪威人曾经到家里跟萧乾说过这事。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文先生自己否定了自己。刚才那个文章中，她说“不予证实”。口说无凭，但白纸黑字的事情总是可以确定的吧。文老师确实写过这篇文章！此文还用日文发表在2001年8月号的日文版《人民中国》上。她的白纸黑字是这样的：“1980年，挪威汉学家伊利莎白·艾笛因研究萧乾的小说《梦之谷》，开始与萧乾通信。1981年秋，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到当时还在天坛南门附近居住的萧乾家拜访”。我们看，一个人在写这样的回忆文章时，时间地点都叙述得如此详尽，让你似乎挑不出一点点的疑点。

下面又是文老师的话，“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那一年（哪一年，我们后面来看），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你看，这个证据又可以支持前面那个证据，证据累积起来之后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错。但它可能是错的。文先生写到，她“情不自禁”地很快将此事告诉了当时与她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且办公室与她“只隔一个门”的舒济，还“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后边，文先生推断，“我不相信直到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你看，她不相信是1968年）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那一年’，指的是1966年。”可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她如果记的是1966年的话，这个是对的吗？这是绝对错误！因为川端是1968年获的奖啊！我想，这至少是在年代上把老舍死的“那一年”与川端康成获奖的“那一年”混为一谈的始作俑者之一。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4）

最有意思的事出现了，发表文先生此篇文章的2000年第11月号香港《明报月刊》，很聪明，很机敏，对这个事情做了调查，做了核实，在发表时最后特别加了一个“编者按”，是这么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讲师陈迈平及本刊驻瑞典特约记者傅正明曾致电文中所提到的关键人物挪威汉学家艾笛女士求证。艾笛女士回复，从没有跟萧乾和文洁若谈到老舍，她谈的是沈从文。”

有意思了吧？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口述史”的当事人都矢口否认自己如此口述过。舒老师说，文老师是这么说的；文老师说，我没这么说过；文老师之后又写了文章，文章中说是艾迪跟萧乾说的；记者又去采访艾迪，艾迪说我没这么说过，我说的是沈从文。这使曾经如此“口述过”的人都有了编故事之嫌。

为了做好这个研究，我专门发电子邮件，请我的日本友人冈田祥子女士向舒乙在“口述”中提到的藤井荣三郎求证，您是不是1978年跟舒先生那么说过？很快，2005年5月29日，藤井先生给冈田女士写了回信。热心肠的冈田女士收到信以后，便用国际特快邮寄给我。我又请同事李家平先生将此日文信翻译成中文，终于见到了这位极其重要的“口述者”的“证词”。我摘出几句跟这个事实有关的话。我们看这个人的记忆：（信中划着重线部分，为藤井先生所加。）：

冈田祥子先生

关于您所询问的事情，我向您说说我的记忆，要把事情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