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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纪律涣散导致的恶果，孙子说这些都是“将之过也”。

自革命战争年代起，中国共产党就相当重视军队的纪律建设。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

队略有出入。

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已提出部队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

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９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用近乎苛刻的标准向士兵灌输遵守纪律的观念，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纪律建设的认识，已上升到组织建设的一个很高的高度。

1。纪律告诉每个人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

有些工作需要这种监督，但是总体而言，组织需要的是那些有自觉性的人，不必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严密的监督，所以纪律就要发挥作用了。

纪律使组织的行为标准化。它囊括了行为的所有含义：行为本身的意义、有哪些任务、任务本身的含义，以及违反纪律会得到什么惩罚。纪律能使士兵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按照标准执行命令、完成战斗任务，取得胜利。

在进入北京城之前，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新考验，毛泽东是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准备的。他说：我们这是在进京赶考，绝不做第二个李自成。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

他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些话语，语重心长、字字珠玑，成为共产党人防微杜渐、抵制腐化的座右铭之一。

为了防止党内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突出个人的现象的发生，七届二中全会采取了以下防范措施：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这“六不规定”，为新中国的清新之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纪律保证了思想工作的有序进行。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针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军队中一度存在着的某些干部、战士组织纪律性差，官兵关系紧张的状况，把思想教育和执行严格的组织纪律结合起来，认为对于思想性质的问题，主要应该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同时，人们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学习和有秩序的生活，又要有必要的纪律和制度，因为纪律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3。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第四章　纪律监督提升组织战斗力（2）

1948年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召集参加攻打锦州城的各个纵队的政委、主任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罗

荣桓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是在一所庄稼院里召开的，院内栽种

许多苹果树。会上谭政传达了中央关于这一战役的战略方针，要求各个部队搞好协调工作，做到不争功，不争胜利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入城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