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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是哈药集团制药总厂的一名员工，是销售总公司驻大连办事处的一个业务员。

1998年至1999年期间，我与大连地区庄河客户张洪成做业务。在做业务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客户还与我办事处另外两名业务员暗中有业务上的往来，而且金额较大。

1999年，我从大连回厂，到法律办去报案。当时，我方与该诈骗团伙之间已经是白热化了，已经根本不存在调节的可能，否则，我也不会为防止泄密，对办事处进行保密。

由于此案涉及我方内部人员，为了确保消息不外泄，我不得不对整个办事处采取了保密措施。

当时法律办的焦莉律师接待的我。我向焦莉介绍案情后，请求按照刑事诈骗案处理，并且提供了报刑事案件的证据（张洪成用假的公章）。但是，遭到了焦利的拒绝。她说，如果报刑事案件影响不好，只能按照民事处理。并且说，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效果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我请求到大连后，将该案犯的财产运出来。她说，可以做“财产保全”，将该诈骗团伙的财产运到大连办事处的仓库。并信誓旦旦地向我表示，她将带着南岗区法院的三个法警前往大连地区，将案犯的财产运到南岗区法院法官指定的地点…——大连办事处的药品库。

我当时看到她好像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是一个女孩子，就信以为真了。没有想到……焦利很快到了大连，但是，她却没有带一个法警，只是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来了，而且，还将其男友带在身边。焦莉到了大连后，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根本不理我们。

当时诈骗犯张洪成的财产主要集中在“庄河市鞍子山乡卫生院”和“石山乡卫生院”两个药品库。但是焦莉根本就不承认“鞍子山乡卫生院”是咱们起诉的对象，愣说没有这家（事后证明，是她忘了）。

石山乡卫生院已经被被我们扣住了几十万的药品，并且院长郑成坦已经承认了这些药品是张洪成的个人财产，与他们无关。但是焦莉却突然说不让我们将这些药品拉出卫生院（在这之前她曾经向我们承诺拉到大连办事处的仓库里），并且说就在卫生院里做“财产保全”。

我说这怎么能行，应该按照原计划拉出去。但焦莉说不能听我的。我说咱们的人什么时候再到。她说十天内人就到，可以把药品拉走。从此，焦莉就再也不理我们了。我多次与她联系，均遭拒绝。

转眼过去了半个月，我多次与焦莉联系，她根本不理我，我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给法律办傅光启主任打了电话。傅光启主任说：焦利不是已经为工厂挽回损失了吗？”我说没有啊！傅光启主任这才恍然大悟，他马上派杨喜德等人赶到大连地区，但是，张洪成在石山乡卫生院的几十万财产已经在三天前被转移了。

事后证明，焦莉当时在石山乡卫生院根本没有做任何“财产保全”。但是她对大连办事处和当时的法律办傅光启主任都撒了慌，并且一直到今天。

焦莉律师去了趟大连，却彻底地打乱了全部计划，从客观角度起到了为该诈骗团伙通风报信的作用。焦莉律师来大连焦莉律师去趟大连，到底是为工厂挽回损失来了，还是来为该诈骗团伙通风报信来了？

对此，法律办焦利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她的所作所为却恰恰是一个内奸的行为，焦莉为该诈骗团伙办到了他们想办却没有办到的事情，她对工作的不负责完全起到了一个内奸的作用。

另外，还有几个情节我希望引起广大正义之士的注意，法律办焦莉到达该诈骗团伙的第一个药品点“庄河市安子山乡卫生院”后，不让我们办事处成员介入，而只是由她和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娘们与该诈骗和团伙谈判。

那么，在这间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焦莉的行为令人费解：

1。出来后，不仅说不把该诈骗团伙的财产拉走，还说她两个已经做完了财产保全（事后证明，是撒谎）

2。拒绝前往庄河市鞍子山乡卫生院（诈骗团伙的有一个据点，已经为我方起诉）和庄河市国税局（当时该诈骗团伙有些药品被扣在该局）

3。焦莉说我们的人十天内马上就到，事实证明，她是在那撒谎呢！

4。向她的领导法律办傅光启主任谎报军情，说已经为工厂挽回损失了。

我不愿相信在那间屋子里焦莉被收买了，但是，这么多年来，焦莉始终不做任何解释。

如果焦莉在那间屋子里没有为该诈骗团伙所收买，那，她的行为为什么要那么令人费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