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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培养高级军政领导出力。因此多次动员陈毅出任军事学院政委，但陈毅实在太忙，他不但统率华东广大地区部队保卫内地和海防，还兼任着上海市长，无法再到军院任职。他向刘伯承表示，军事学院的一切工作，他将全力支持。后来也果然这样做了。在人力、物资各方面都给军院帮助。军区的各种活动，都通知军院参加。军院的学员常到军区听陈毅的政治报告，军区干部也常到军院听刘伯承的军事报告。

军事学院成立后政委一直空着，刘伯承在等待陈毅，直到1951年2月，陈毅来不成了，中央军委才宣布刘伯承兼任军事学院政委。

陈毅赠录音机帮刘伯承“补角”

陈毅和以往一样，随时从各方面关心着刘伯承。有一次，陈毅在上海专门买了一台从法国进口的钢丝录音机送给刘伯承学俄语。刘伯承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从没间断过俄语学习，战争年代那么紧张繁忙，他还每天清晨读俄语，抓紧一切空隙，翻译苏联军事理论书籍，下发部队，供指挥员学习现代化战争。他的俄文，文法水平较深，但发音不太好，军事学院成立后，还请了俄文教员教读，继续教研。陈毅对刘伯承的一切都非常了解，所以特地送了一台进口录音机供刘学习用，在当时，这种钢丝录音机已经算是最好的工具了。录音带的前面，陈毅还讲了一段话，鼓励老战友，其中一句有风趣的是：“这台录音机，可以帮助你这个‘三角板’学好俄语。”意思说，俄文水平如一个四方块，而刘就缺发音、会话“一个角”。刘伯承的秘书李佳珍专程到上海取回录音机，还给刘伯承录下了苏联专家讲授的《联共（布）党史》课的结束语部份，供刘学习语音。

在南京时，陈毅知道刘伯承还是除了工作学习不爱文娱活动的老习惯，就想方设法让他休息。常常劝刘伯承说：“你眼睛不好，年纪也大了，不要这么拼命，出去玩玩可以延续生命，为党多干些年。”经常邀他到江南名城作短期旅游，苏州、无锡、镇江都去玩过。刘伯承笑着对秘书说：“陈老总是钓鱼的，每次来钓我都上钩，把我钓走，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军事学院重大活动，陈毅也参加。1951年夏天，刘伯承领导军院在安徽凤阳县临淮关，组织了一次江河进攻战斗实兵演习，陈毅和他一起审定了演习作战方案，并参加了演习的全过程。

到了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将克服思想和工作中缺点的“反教条主义”，搞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刘伯承元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领导的南京军事学院，被说成自成立以来就犯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邓小平同志在刘伯承同志逝世后，写过一篇《悼伯承》的文章。其中提到：“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一只左眼、视力也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但在1958年那次林彪跳得最积极的军委扩大会上，却要正在外地生病的刘伯承赴京出席会议听取意见，接受批评。刘伯承不得不到北京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他在来京的火车上一夜未能成眠，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主席曾关注地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查，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今年已8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而和刘伯承感情深厚，对党内斗争有丰富经验的陈毅，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中，却敢于“开顶风船”，他亲自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极力安慰战友，要他宽心治病，不要把自己搞垮了。刘伯承谈到一定要虚心接受批评，还要写检查。陈毅对这次会议的开法本来就有意见，看到到刘伯承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写检查，更来火，说道：“你写啥子检查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在有人想趁此时机，对刘帅落井下石的境况下，老战友道出如此深情的肺腑之言，多么令人感动啊！

但严于责己的刘伯承，还是坚持要出席大会发言作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