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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引发的中国动荡，可以看做东方古国试图抵御西方势力特别是宗教渗透的最后一搏。随着清王朝的最终告败，曾经一直受到抵触、抗击乃至武力排斥的西方传教士活动，在20世纪初变得畅通无阻。虽然还会有零星的民间的反对声音，但过去那种主要针对基督教传教势力的强烈排外情绪和非理性行为，逐步退隐到了历史后台，直到20年代后期新一波革命浪潮的兴起。因此，1900到1925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活动的鼎盛时期。《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一书写道：“从义和团到孙中山1925年去世，传教事业在中国经历其黄金时代，到20年代中期，在中国有27所教会大学和学院、3700名学生、43000名毕业生。中小学里，中国学生有30万在新教教会学校念书，26万在天主教学校念书。随着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到20年代末和30年代，传教事业日趋衰微。”卢斯在中国的成长，回国后的大学生活，乃至1923年创办《时代》，恰恰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卢斯与父母最直接的承继关系，表现在他对教育的关注以及对教育理念的另一种实践上。

在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中，如何看待与解读传教士的作用，历来非常棘手。在不断的军事入侵、政治干预、经济渗透的历史演进中，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总是处在背景复杂与处境尴尬的位置，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于是，在过去的历史评说中，传教士们大多只受到政治的审视和批判，或多或少都被认为与“罪恶”密不可分。这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尴尬。一些论及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关系的著作，虽然会提供一些重要史料和演变脉络，但更多的则是言辞激烈的、概念化的政治批判，把传教活动与列强的势力渗透和利益分割简单地混为一体，而对这样一种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历史行为，在文化、精神、教育等诸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众多传教士中的不同性格、不同倾向，尚缺乏具体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在这一点上，《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颇有创见，颇有力度。在作者那里，传教士们所从事的教育活动，不再被视为“妖教”的洪水猛兽，也没有简单化地将之作为帝国主义实施侵略的附属工具，而是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冷静的叙述。他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予以客观评价。正是教会学校的出现和发展，才导致现代意义的中国教育开始萌芽、形成；同时，教会学校本身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精英，从而大大改变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员构成，产生了不可忽略、不可否认的积极影响。从论题上看，他们所侧重的是教育近代化，但由于教育的特殊性，他们的叙述其实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领域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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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一章（4）

的确，与传教士相伴的教育活动，以及它的历史作用，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和客观评价。我时常觉得，历史叙述有时需要多用设问来加深思考。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没有传教士最初带来西方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理念，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否会衰微和消失？如果没有来势凶猛的教会学校的冲击，北京大学之类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否会出现？如果没有20世纪处在巅峰时期的教会学校教育，会出现那么多学贯中西、成就斐然的学者、文学家、律师吗？如果没有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特殊背景，没有大学校园里相对活跃和宽松的政治气氛，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还会以燕京大学学生率先走上街头的那种方式爆发吗？……

我想，有些历史存在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做到不受狭隘意识的束缚，而将之放在客观的天平上衡量。

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中，卢斯父母所在的登州长老会及其所办学校，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864年，从美国来到登州的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　W。　Mateer）与夫人，一起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这被认为是在中国早期出现的教会学校之一。1876年，学堂扩至中学，并正式定名为文会馆。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一书对登州蒙养学堂的教学生活有这样的描述：

早期的登州蒙养学堂就像一个大家庭；狄考文夫妇就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然而，与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不同，他们不但有威严，而且很亲切。特别是负责学生生活的狄考文夫人经常给孩子们讲故事，还和他们一起玩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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