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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新的结构中，国营农场（在1955　年底有33　伪个）只起了引导作用，以解决该地区的技术问题，并吸收大约26　所农科院校的毕业生参加工作。机械化农业除在东北新开垦的地带外，仍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国农业计划的中心不是苏联的拖拉机站，而仍然是农业合作社。每个村成立一个或两个合作社，它们是村民生活的新中心，承担当地的公共工程项目和从事福利活动，这些在帝制时代是士绅领导阶层份内的事。以前按照传统由大家族里有功名的儒生（思想保守并且往往是上层剥削者）来发起修庙、架桥、办学和从事慈善事业，现在则由当地合作社或集体农庄主席（他们通常是由党派来的热情工作者）发动植树造林、保持水土、照顾老人或改进村里的医药卫生。命令指示是从上头发下来的，但实际措施必须由村这一级来制定规划，如采用水泵和新式犁，办识字班，开会搞运动等。

1956…1967　年宏伟的12　年农业计划，也在村这一级提出了光明的前景：引进文化娱乐设施（广播站、图书馆、电影院），消灭各种疾病和水灾早灾，广植林木，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主要是通过充分就业（过去从未做到），这项计划满怀希望地设想在每公顷土地上每年投人即的个工作日，把华南产量提高一倍，把全国产量提高一半。同样雄心勃勃的是控制黄河的长期计划，在主流上修建46　个“阶梯式”拦河坝，加上水力发电和综合利用计划，以灌溉华北大部地区。

对于刚学文化的农家子弟来说，这充满着信心的远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对于持有怀疑态度和反对意见的人，则有明白宣布的“劳动改造”方针。同时规定了粮食定量供应和强制按定额交售商品粮的办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银行和工商业实行国有化，由于政府收买企业股票使其变成公私合营，由于历次运动使企业主筋疲力尽并实际上成为国家雇员，按照苏联方式强制订出的工业发展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已向前推进。1953　一1957　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经过两年半的试验、训练技术人员和设立统计机构之后，才最后公布的。它在1955　年7　月被宣告为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正式取代了到1953　年为止的新民主主义。在1600个各种主要建设项目中，约有7　加个将是工业方面的（其中包括1953　一1954　年发表的将靠苏联的援助开始建设的156　个项目）。在仪义幻个小型工程中，有2300　个将是工业方面的。新的工厂将制造拖拉机、卡车、发电机、船只以及供重工业用的原料和设备。大学毕业生人数每年将达2　万人，其中将有1　/　3　是工程师。

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之服从于工业，这在1955　年宣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钢要增加两倍，电力和水泥一倍，机床两倍以上，但棉织品的增产规定不到一半，谷物不到1/3。换言之，工业只有在农民减少他们消费的情况下才会增长。集体化使农民陷人困境；通过有利于工业的价格控制，农民的产品除了直接交纳谷物和税收外，还会间接地从他们的手里取走。制造出来的消费品将同农产品进行交换。可是，正如在中国战争时期人比武器便宜一样，中国的农业发展过程也必须强调实施投资少而劳力多的工程项目，如修建防洪堤坝和灌溉渠。猪的头数会增多好几倍，以提供肉食和肥料，但如化肥之类的生产则要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资金投放将集中于重工业，其投资额为消费品轻工业的七倍或八倍。

这时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毛派热情家，把反对他们政策的“右倾保守主义分子”打了下去，要求“大跃进”，认为这将从心理上解放人们的生产力，并通过工人小组之间开展劳动竞赛运动之类的鼓舞手段，立即“多、快、好、省”地增加生产。这种强制实行的工业化运动终于使中国人民国民生产总值的30　％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1　/　4　左右用于国防，1　/　4　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到1957　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1956　年，铁路网伸展到西北，伸展到外蒙，以便同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相接；又伸展到新疆，以便通往俄国的中亚（但最后并未接通）。这些铁路线的修建再伴之以移民，开发了西北干旱地区以利于矿产的开采，并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强了汉族对内蒙和新疆的重新控制。

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对俄国的依赖已经颠倒了它的外贸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