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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生义的性质。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中国早先的皇帝宣称他们统治着所有文明的人类，而不管其种族或语言的差别如何。继他们之后的夷狄君王发现，继续加强这种传统是对他们有利的。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他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重要的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必须对他忠心耿耿，并按孔孟之道处世为人。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有成就的夷狄统治者，是那些承认这一事实，自己成为好读经书、善长书法并对中国艺术有鉴赏能力的人。他们只要仿照历代的“天子”那样，引述孔孟之说，奉祭祀之礼，实行大赦，维持科举考试制度，任命官吏，颁发诏书，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孔孟之道在异族统治下的这种长期存在的能力，也是衡量儒家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是个“施仁政的专制政府”的尺度。不管专制君王是谁都没有关系，只要他在政治制度中体现出“仁慈的面貌”，并牢牢地掌握权力就行了。

这样，异族统治的长期经验已经产生了一种饶有趣味的奇特现象：19　世纪的中国人进人现代世界时，在他们的一个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特别显得落后；然而，在他们的20　世纪的革命中，他们对自身文化或“文化素养”的世代相传的自豪感已经激起了一股新的“文化民族主义”，这在将来很可能会胜过那发生在欧洲的单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

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政治忠诚间的这种不同关系，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例如法国和德国，只是在查理大帝统辖了两个地区之后，才成为不同国家的。这两国虽然常常打仗，却共同享有基督教文化。笛卡儿和巴赫，莱布尼茨和巴斯德，卢梭和马克思，是它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这可从下列情况看出来，即自公元前双1　年统一以来，中国总是坚持两大政治信念：中华帝国是统一的，它比一切外国优越。

在13　世纪蒙古人征服中国以前，中国优越这个信念显然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中国地广人众，技术、财富和文化水平都比较优越。但中国皇帝以德君临天下而对人类拥有无上权力的思想，在缺乏道德观念的蒙古人以武力征服中国之后，却被粗暴地粉碎了。然而，汉人血统的明代诸帝东山再起，以他们的德行和权力重申了皇帝至高无上的信念。于是，皇帝君临四海这个古老的思想，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乃至哥伦布以前美洲的早期君王都有过，但只有在中国能够一直坚持到现代。

统一，这个理想的信念在中国人的思想上，久已同没有内战从而同内部的安定、秩序和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个信念从清皇朝那里又获得了新生。当清朝八旗军在18　世纪把蒙古西部、新疆和西藏置于北京统治之下时，所谓统一无非意味着“中华帝国”事实上就是“东亚帝国“（中国和亚洲腹地），这在很久以来是个战略单位，而今则成为一个政治单位了。在清朝统治下巩固这整个地区的工作，近几十年已由扩大了的汉民族所采用，先后被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实行。甚至到了今天，两党仍坚决主张，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这汉民族的一个中国理所当然地包含蒙古、西藏、维吾尔和其他许多种族，作为文化上的少数民族。

朝代的盛衰周期

研究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一种基本方法，是把它看作改朝换代过程中的一个政权空白期或间歇期。读了著名的中国各朝代的二十四史之后来看今天的中国，你就会觉得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相继夺取并组织中同政权的努力是一个古老主旋律的变奏。在中国2000年的政治史中，显然可以看出节奏和顿挫。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能蹂埔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

任何一个探求历史一致性的人，或以社会和文明作为单位来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觉得中国的史籍浩瀚无际。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许多见诸记载的帝政事实，有待历史学家、或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创始人、或普通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其空闲时候去加以精选、整理和总结的。人们在这些记载里比在任何别的书里更有希望读到不断重演着的历史。如果我们能好好读通中国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就能预见它今后20　年的未来——这虽是个奢望，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