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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时而不足以应付现代的需要？同所有语文一样，中文是学习它的那些人所创造的，又成了学习者的主宰。它像日文一样，已经开始吸收现代术语。根本问题并不是技术性的，即并非文言文能否用于现代学术研究，而是社会性的问题，即它能否推广到人民大众中去，成为书写的传播手段。

由于中国的书写文体，一向是上层阶级借以独享中国文化成果并维护其社会统治地位的工具之一，文体改革以及改革后可能办到的普及识字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体革命的第一步是把日常的口语用书写形式表达出来，这一步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采取了的，当时用各国的方言代替了拉丁文。耶稣教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开路工作，他们把圣经译成普通人读得懂的文字。在新知识分子阶层中，文体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带头的人是胡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求学于美国的康奈尔和哥伦比亚两大学。胡提倡用白话文作为学术研究和所有日常交往的书写手段。其他许多人参加了这个革命运动，他们否定文言文有什么优越的价值，把儒家经书作为参考书，而不让它作为每个学生必须背诵的教科书。白话文的使用传播很快，经书的独专局面被打破了。

胡适是杜威的学生，研究实用主义，因而也成了提倡科学思想方法与科学批判方法的领导人。科学在技术研究上的价值是早已不成问题的。但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并应用于中国文学评论和历史研究，则标志着更前进的一步。新学术工作者猛烈抨击了中国古史中的神话和传说，重新评价了古书的可靠性。

随着科学而来的是民主，这是新学者提出的另一口号。传播科学和民主这一新思想的领导人物是个富家子弟陈独秀。他曾在法国吸收了法国大革命的传统，1915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新青年》　杂志。在这一刊物和不久在一些城市办起的约20　种类似的刊物上，这革命的一代学者讨论了如何把西方思想应用于中国古老文化的问题。胡适力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事物，认为必须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来逐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法，要解决问题而不是高喊口号。陈独秀则以人权和社会平等的名义反对儒家思想。这些学者也像梁启超一样，指出了如何针对中国旧社会最根本的东西来进行伦理革命的方法。从1917　年开始，知识界的这一思想酝酿运动集中在北京大学（中国人通常简称北大）。北大校长蔡元培是敢于提倡思想言论自由的学者，他把陈独秀和胡适都聘为该校教授。

学生运动与新文学。1919　年5　月4　日的事件，是凡尔赛议和者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留给日本的方案激起的。消息传开，约有义众）名北大和北京其他大学的学生在旧皇宫大门口天安门举行群众集会示威。他们焚烧了一名亲日内阁官员的房子，抓获并殴打了中国驻日公使。警察袭击了学生。为此学生们举行罢课，通电各地学生，派出爱国小组到民间广发传单，发表演说。天津、上海、南京、武汉、福州、广州和其他地方也举行了类似的示威集会和游行。有几名学生被杀死，有的受了伤。监牢里关满了示威的学生。抗议的精神也传到商人中间，他们以关闭店门的罢市方式来参加这一活动，在1919　年6　月里，罢市遍及全国各中心城市。这又发展成为抵制日货运动，还引起同日本侨民的冲突。爱国学生在一年多时间内不断进行鼓动，要求摧毁日本在中国的市场，并取得了可观的效果。同时新成立的工会也举行罢工，参加了这次空前的最广泛的表达民族感情的示威。

这一运动的惊人之处在于它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的，并且他们在反帝的政治纲领中一并提出了科学和民主的新文化思想以及新爱国精神。中国的学生阶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自动承担了为中国命运操心的责任。他们甚至通过学生组织深人到农村老百姓当中去，使学者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同农民发生接触。但他们的主要影响仍限于城市。

文学在鼓动工作中带了头，表现在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和短篇故事上面。大多数作家是上层阶级出身的饱学之士。其领导人物在日本留过学，但他们一回国就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并且往往受警察的欺凌。他们的读者主要是城市里的青年学生，像作者一样被卷进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他们反对家庭制度的束缚，力主个性的自我表现，包括性的自由。利奥？　李、默尔？　戈德曼、哈里特？　米尔斯等人已经指出，有些新文学倡导者用第一人称或日记体裁，发表了个人的风月情思或风流艳事，使道学先生为之咋舌。在20　年代后期，因人们努力奋斗，想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