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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结果是向穷人所需的消费品征税，来付利息给富有的债券持有人，而这些人很多是南京的官僚。国内的生产投资和国外资本借款，都被这些反发展生产的财经政策所阻挠。在南京政府的这10　年里，农村经济也许仍然是一潭死水，其生产并没有显著的增加。再加上伴随而来的还有自栽国力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增长。这种官僚资本主义体现为官吏和政治集团控制工业和财政，他们操纵政府专卖事业、金融、开发计划和机构，以营私自肥。

这些有悠久传统的“升官发财”的目标和做法，使南京不能形成一个健全的、有偿付能力的财政体制，更谈不上冲破难关，实现一个真正能够自行维持再投资和工业化的过程了。他们并不利用政府银行的联合机构提供低息贷款以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向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高额利息（如果把购人公债时你所享受的折扣算进去，利息高达20　％至40　％　）和支付极其浩大的军费。这样，储蓄金额就流人政府经常开支和私人投机的途径，而国家的资金来源，即使是为了军事目的，也没有调动起来。

地方政府

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行政从县向下分布，当时全国已增加到大约2　以犯个县。正是在这方面，国民党政权面临着中国任何政府都必须解决的中心任务：如何从城市基地去统治农村社会。

在帝制时代，县官的主要任务是征收赋税：田赋、征粮、盐税、关税以及包括货物过境税在内的种种杂税。官吏从村民征来的这种税款，只有一小部分送到北京。每年上缴到京师的税款有固定的分配数额，有时可能要按北京的指示转交他省。但是在呈报的税收中，北京仅收纳一部分，可能不超过1　/　4　。总之，官吏要从中捞取一把，借以为生。知县这个负责收税的官员必须从他经手的公款中取出一部分，来养活他自己、他的税务工作人员和私人幕僚以及接济他的亲戚。

由于19　世纪的生活日益艰难，有势力的士绅地主家族常能同收税人员做成交易，少纳一些税款；于是小户农家就往往求他们保护，结果大士绅本身就成为非正式的税吏，他们收集老百姓的税款上缴官署，同时收取佣金。大地主家族还可能设有帐户去收纳佃户的田租，并得到当地县官下属的帮助，去胁迫欠租的佃户。这样，当地士绅和当地官吏合力向村民榨取田租和赋税，这种做法对国库并无好处，只会日益损坏政府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在19　世纪中叶镇压太平天国等叛乱期间，地方士绅在维持秩序方面也同样扩大了他们的作用：当时地方士绅主动动员团练，先是作为官方批准的地方自卫部队，接着在达到较高水平的军事化之后成为职业雇佣军或“乡勇”组织起来的流动部队，由士大夫将领个人招募、训练和指挥。曾国藩不过是这批儒将中最出名的一个而已。

士绅阶级在20　世纪起了分化。1905　年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科举制后，就不再出现有功名的士人了，同时新式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毕业生都聚集到城市里去生活。身居外地的地主势必多起来，乡下有文化的士绅起了变化，他们的数目很可能比以前少了。在军阀统治下，地方行政同农民生活情况一齐恶化。地主统治阶级不再是全国最上层的士绅，不再受孔孟之道以天下为己任的训诲，他们变得甚至比以往更加狭隘自私。秘密会社如山东的“红枪会”和四川的“哥老会”成为地方上有产家族的工具，以保持他们免受地方民众的骚扰和官吏的敲诈勒索。这些会社组成支会遍布各地，每个支会各有其办事机构、金库和首领集团，能够动员手下的秘密会友，协助各姓大族控制如成都平原那样沃地的乡村。秘密会社执行其计划的力量是那些职业恶棍，而它们的收入则来自保护非法活动：赌窟、妓院、大烟馆或逃避政府捐税的非法市场。与这一阴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