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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内战；怎样同现在已成为大国的将近10　亿人民发展有益的关系。

从长期看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事实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和现实。一个中国或中国国土不可分割的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这种思想不能从中国的文字或从中国人民的心中抹掉。这不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感情，一种由几千年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基本感情。它把中国的文明看得重于一切，而凡是以中国方式生活的人都包括在那种文明之内。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古话“四海一家”或“天下一家”（天下指文明，指中国的领土）上表达出来。总之，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征。它来源于一种文化信仰，是比单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强烈得多的感情。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人民共和国就不会成为单独一个国家。正是这股基本政治力量要求把台湾看作大陆的一部分，因为那里住的是同样的中国人。在中国和侨居国外的人一旦承认这一基本事实，那末他们还会承认，在中国人的领土之内，已经正常地存在了各种程度的自治，因此对于像台湾那样一个不同的地区来说，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讲得通的。说到底，台湾是中国惟一四面临海的省份，它离大陆海岸100　英里，因而要依靠海路交通和海军力量。地区自治的要素是：一个自治区域可以有它自己的地方政治秩序，但它决不应当危及中央的中国国家主权和统治权。特别是，如果台湾继续保持企图进行内战的姿态，作为要求统治大陆的敌手，那么台湾就不可能享有这种意义下的自治。从1972　年起，美国的政策明智地承认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这是应由中国有关双方之间自己设法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的驻军迟早必须撤离该岛，但美国1954　年的防御条约，要到有希望看到中国内部出现台湾和大陆之间稳定的关系之后，才能决定取消。值得庆幸的是，在1979　年，这一点看来终于得到了保证。

在这方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进一步趋向于适应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趋向于肃清从事海上贸易的列强对中国的干涉，而这种干涉是以广州贸易、鸦片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体系开始的。然而，中国中央权力的重振声威，并不是唯一发挥作用的过程。外部世界的贸易、工业和军火制造界的力量仍在增长，足以与中国力量的增长相抗衡。台湾则处于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它在经济上要对付一个方面，在政治上要对付另一方面。台湾的前途将是同人民共和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的。

从中国的过去看中国的今日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中国的两个形象，一个强调今天中国同它长期过去历史的连续性，一个强调革命变革和创新的新颖特点。我们需要把这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连续和间断毕竟是作为历史的经纬联系在一起的。不妨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觉得周围的环境每天都是崭新的，然而我们却习以为常地在其中生活着。中国的大革命是传统和创新的类似的混合物。我们先来看看形式上的某些连续性，这也许会帮助我们认识哪些地方确实是新颖的。

过去朝代循环的回响。清朝的衰亡和19　世纪的几次叛乱都有许多传统的特色，这些特色我们现在是无需再细讲了。在1911　年之后的中央政权空白期间，袁世凯、孙逸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力图重新统一中国，各人取得的成就越来越大。在设法训练一批有新思想的新型的学者一官员，以重新发挥过去儒家士绅和经籍所起的作用方面，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蒋委员长力求凭他个人的正直以及较强的军队和较高明的政治手腕来镇压军阀。他像唐宋的皇帝一样，曾巡视各省行祭祀之礼，登东岳泰山，在洛阳以北靠近黄河的地方拜祭汉代帝王的陵墓。他靠军事征服或重创敌手的手段开始他的统治，然后在30　年代开始把学者文士吸收到他的文官政府中去，而他自己则树立起国家之父的道德榜样。他的力量在于他具有这样一些传统的资格：牢牢掌握权力的勇气和决心；热心提倡道德，态度严肃，因而获得了个人的威信；对忠于他的人以诚相待；对敌手残酷无情，并善于使他们互相抵消力量。蒋介石深受前人思想的影响，想从英雄进而成为圣贤，那是完全符合这一古代的格局的，所以1943　年他担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出版《中国之命运》　作为教科书，来象征这一转变。

毛泽东则像汉朝和明朝的创业皇帝那样，是以崛起于民间的英雄人物身分统一国家的。他胜过前辈，并且能够在长江里游泳，以激励他的人民去利用和征服自然。毛在40　年代的军队并不给农民带来苦难，而是为他们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