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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男做为性爱对象，并且记入正史，史家殊不为羞。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孔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等，“分桃”、“断袖”等秽行艳话不绝于史书。唐宋时期因为资料匮乏，无以佐证。但到明代，男色之风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秀小内臣”的明武宗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戏子）不食、夜非金不寝”的大官，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在清代，福建、广东、北平等地，竟形成了同性恋的风会，女有“闺中腻友”，男有“契哥契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同性恋之于中国古已有之，发展到现代，更是不足为奇的事情。据国家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九家单位联合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需求评估报告》显示，在中国，“０．５％的城市居民和２．３％的农村居民曾有过同性性行为。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７．５％的学生承认有同性恋行为，其中只有０．６％有肛交史。”这份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同性恋行为不是非法的，但也不会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绝大多数同性恋者仍然迫于社会压力，隐藏其性倾向而结婚。中国关于同性恋的研究较少，１９９２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约有１００００到２００００名同性恋者。上海的情况也差不多。据估计，目前中国男性同性恋者有２００—８００万人。” 同性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异态，关于它的存在和对它的认识的讨论从来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同性恋从它诞生之日起，便是主流社会所鄙夷、排斥甚至禁止和打击的对象。“同性恋解放运动”始于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开始出现了带有同情心来描写同性恋的文学，并且为同性恋争取得到法律认可和得到社会尊重而进行的尝试也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同性恋者了解到诸如柏拉图、爱因斯坦、达·芬奇等世界重量级著名人士也是同性恋者后更为自己的不公待遇而疾声呼喊，终于在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７日爆发了著名的“石墙酒吧”同性恋风潮。当时在酒吧聚会的５０多名同性恋者不满警察限制其人生自由的行为而举行抗议游行，他们穿过曼哈顿向中央公园进军。一路上，不仅成人同性恋组织有代表参加，还有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校园同性恋组织参加进入游行行列，因此形成一股声势较大的同性恋解放运动，他们要求废除管制同性恋的法律，期待获得同性恋与异性恋平起平坐的权利。自那以后，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对此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让步。同性恋者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部分得到了他们所应得的权利。 但是为数更多的异性恋主张者则认为，同性恋是变态性行为，应予坚决取缔。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同性恋婚姻在道德上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二是婚姻代表着人类自身的繁衍，其子女的生育与抚养，同性恋根本无法实现；三是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 对话没有共同点，因此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但在目前�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舆论中，与异性恋相比较，同性恋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另一方面，同性恋组织的畸形发展，即使在西方，给主流社会也带来“诸多”的麻烦，它的极端性、政治性倾向，决定了它不为主流社会所容纳。 对于没有偏见的眼睛，艾滋病的传播似乎是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的性能量与性自由的隐匿副产品。同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乡村迁往城市——那经常是他们惟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能够不受指责地探索如此多种多样性机会的地方。更为独特的是，在发展中国家年轻男人经常在城里工作，周五晚上参加聚会，然后到乡下去和妻子家人过周末。 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一书中，劳里·加勒特写道： ２０世纪末期多伴侣性行为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地球上有５０多亿人在生活，其中城市居民比例在持续增长；空中交通与大批量运输可以使世界各处的人去往他们选择的城市；群众性青年运动在其顶峰时，会提倡性解放；活跃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女权主义精神，促进了女性的性自由；世界上有大量２５岁以下的青年——无疑这种世界性的都市能量在规模和戏剧性上都是空前的。 有些人带着比美国男同性恋者还大的热忱庆祝这新发现的自由。１９６９年警察搜查了纽约城的石墙酒吧，这次事件使同性恋者认为只有他们是性自由的牺牲者，这种感觉日益明朗化。这次搜查引发了两天的骚乱，这成了同性恋解放与争取权利的萌芽。他们的行动成了全新的开放的同性恋社区的广告，成千的年轻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