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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位，手握大权宜正已，作王妃，便当婉顺合君心”时，她便声称“愿甘死罪断难从”，最后是急火攻心，“吐血如潮”。她珍惜已往获得的自由胜于一切。在她前面，一切“夫为妻纲”、“夫唱妇随”、“从一而终”，都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至于父母兄长之情，孟丽君固然尊重，但在危及她的自由和生存时，她也毫不犹豫，决然舍弃。例如她母亲在朝廷上当面揭穿冒名而来的假孟丽君而指明当朝丞相就是自已的女儿时，孟丽君翻脸不认人，威协当朝要脱袍挂冠，辞官而去，以至父母当从大受折辱，父亲被指为“惧内愁狮吼”，母亲被责为“擅议宰臣该重罪，目无君父乱朝纲”，全家被罚了半年的俸禄。孟丽君当然不无内咎，但她决不为什么“父为子纲”、“在家从父”的古训或单纯的亲情而放弃自己的理想。

陈端生这种激烈的反男权中心，反三纲五常的女性逆反心理，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和反对，甚至同时代的一些杰出女性也不能真正理解。例如1821年将《再生缘》手抄本付印的香叶阁主人侯芝就曾将《再生缘》改写为《金闺杰》并在题词中批语孟丽君的“齿唇直逞明枪利，骨肉看同蔽屣遗。僭位居然翁叩首，裂眦不惜父低眉，倒将冠履愆还小，灭尽伦常罪莫提”另一部长篇弹词《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1805——1873）也指摘孟丽君“辱父欺君太觉偏”，并翻其意而作《笔生花》。

陈端生的确超越了她的同代人，她所创造的孟丽君为社会所不容，只可能有一个她所不愿见到的悲剧结局。郭沫若认为作者预想的结局应是孟丽君吐血而死，皇甫少华大闹朝廷，少年皇帝恼羞成怒，把他们投入天牢……其实皇帝冒大雨，微服私访孟丽君时已说得很清楚：如果孟丽君不从“君命”，结果只能是“法纪难逃性命无，不但尽将卿弃市，还把你，全家藉没罚为奴”。孟丽君为自己前途的设计原是：“混过几年辞了主，也只好，脱袍卸蟒返林泉”，她早已准备和传统女性的生活一刀两段，所以说：“劬劳恩德来生报，伉俪情缘后世言”。可见一切大团圆的结局都是和作者原意相悖的。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最低设计，在男性规定着一切女性规范的男权社会也是不可能的。吐血身亡正是这位才华绝世的美丽少女为坚持自由理想，不愿回归男性规定的生活范式所必然付出的代价。

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关于女性的一切，都只有男性的规定和解释。女性不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就是满足男子欲望的对象。几千年来，中国女性除了男性的命令和规定外，只能生存于一种黑暗、隐秘、无名、喑哑的世界，她们甚至根本没有能以解释和表述自己的话语，女性的全部生活都必然服从于男性所设计的父子秩序。杀敌立功的花木兰的最后结局是“穿我旧时裙，着我旧时裳”，待字闺中，成为“某人妻”。梁祝故事中的祝英台最后殉情固然有为爱情宁死不屈的一面，但她所追求的理想幸福也还是在男性所规定的秩序之内——成为“某人妻”和“从一而终”，她的一生都是在“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及于乱”的男性法规的框架之内。唯有孟丽君，她的理想决不是“着我旧时裳”，成为“某人妻”，更不是“从一而终”的“生不同室死同穴”，她所追求的是超越于男性法规的男女并驾齐驱，是女性聪明才智得以和男生一样充分发挥的平等机会，是像男性那样挣脱家庭桎梏而远走高飞的可能性。这是少女陈端生的梦，也是她创作孟丽君的女性的幻想。

然而，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只能处于一种无名、无称谓、无身份、无表述话语的状态，她要表述自己的梦，就只能借助于男性所创造的一切；名份、称谓、身份、话语等等。首先，她必须假扮成一个男人，取得作为社会主体的起码权力，她必得呕心沥血不暴露自己的女性性别；其次，她只能利用一部分男性法规来反对另一部分男性法规，在夹缝中求生存。例如她以“哪有老师嫁门生”的法规来抵制必得成为“某人妻”的婚姻圈套；用天子不能戏弄外臣的法规来抗拒皇帝多次的威逼利诱；既然男权社会不相信女子才学可以远在众男性之上，否认女子也可以“连中三元，官拜丞相”，“调停中外，燮理阴阳”，那末，孟丽君正好用这种逻辑来掩盖自己的真正性别。总之在男权压制、女性完全无法表述自己的情况下，女作家陈端生只能利用男子的经历、男子的判断和男子的声音来曲折纡回地表述女性的梦幻。这也就是郭沫若所说的：“挟封建道德以反封建秩序……挟爵禄名位以反男尊女卑，挟君威而不从父母，挟师道而不从丈夫，挟贞操节烈而违抗朝廷，挟孝悌力行而犯上作乱”。总之，孟丽君只能用假装的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