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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及奏请省释等手续观之，则范某因公文往复，程途遥远及经费筹措等问题，其归家，早则在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迟则在五十六年上半年也。据陈文述云：“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倘范某果援此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死当在乾隆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也。

若范某不能援引乾隆五十五年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必可援引嘉庆元年内禅授受庆典赦归。何以言之？据清实录仁宗实录一所载嘉庆元年正月戊申朔太上皇传位庆典恩赦诏书略云：

各省军流人犯，查明到配三年，实在安静守法，及年逾七十者，释放回籍。

则此次赦罪之规定，较乾隆五十五年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罪之规定，大为宽简。范某即使不能于乾隆五十五年下半年或五十六年上半年，援八旬万寿庆典恩赦获归，则必可于嘉庆元年邀授受庆典恩赦获归。此所以决定端生之年寿，不能超过嘉庆元年之理由也。据其祖句山紫竹山房文集一五家妇行略略云：

（乾隆）庚午（十五年）秋玉万与次儿玉敦忝与乡荐。明年（乾隆十六年辛未）正月长孙女端儿生，次子妇出也。

是端生生于乾隆十六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一可能之年，即乾隆五十七、八、九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四岁。若范某援乾隆五十五年清高宗八旬万寿庆典赦归，则端生之寿当为四十岁或四十一岁。鄙意此期限之可能性最大也。若自乾隆十六年即端生生年下推至兰泉作序第二可能之年，即嘉庆元年，则端生之寿，不能超过四十六岁。鄙意端生之逝世，似不应迟至此年，而以在此前四五年为最合事理也。又据上引陈长生挽戴佩荃诗“说与图中织素人”句，知乾隆五十四年秋间佩荃逝世时，端生犹在人间，其年为三十九岁。则端生年寿不能少于四十岁。又如上述，端生之逝世，必在嘉庆元年以前，即四十六岁以前。则端生之年寿，无论如何，至少为四十岁，至多不能超过四十五岁。总以四十岁或四十一岁为最可能也。自昔才人多为短命，端生虽不至上寿，然犹及中年，未可谓甚不幸也。

桂生请兰泉作其祖诗文集序时，端生已死，范某已归，自不待论。至玉敦是否健存，今虽不能确知，但据紫竹山房文集首所载之顾光撰陈兆仑墓志铭，知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兆仑葬时，玉万已卒，玉敦犹存。又据同集首所载之郭麟撰兆仑神道碑文，（此文作成之时距兆仑之葬为二十三年。）止言兆仑孙春生桂生等，而不及玉敦，则此时玉敦必先卒无疑矣。假使桂生请兰泉作序时，玉敦尚健在者，范某之案既得解除，玉敦亦不必如前此之不肯以其父之诗文集示人及刊行也。又前已论及桂生当日请兰泉作其祖集序时，其持示兰泉之稿本，卷数较刊本为多。桂生所以删削之故，虽不敢确言，但必因端生婿范某之关系无疑。桂生既大加删削，则此集之刊布，从使玉敦尚在，亦不可不反对。或者桂生请作序时，玉敦已卒，而桂生更加删削者，岂由长生及其他亲友尚有不满意者在耶？春融堂集本所载序文亦不同于兰泉当日交付桂生之原稿者，殆以中多语病，致招陈氏亲友之非议，遂亦不得不重改定耶？

长生寄外诗云：“纵教裘敝黄金尽，敢道君来不下机。”自命不作苏秦之妇。观其于织素图感伤眷恋，不忘怀端生者如此，可谓非以势利居心，言行相符者矣。呜呼！常人在忧患颠沛之中，往往四海无依，六亲不认，而绘影阁主人于茫茫天壤间，得此一妹，亦可稍慰欤？

文述于西泠闺咏一五绘声阁咏家□□诗序中言端生婿范某乃诸生，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又于颐道堂外集六（碧城仙馆诗抄九）题绘声阁四律第二首诗中文述自注亦言“端生适范氏，婿以累谪戍”。则欲考范某一案，必于乾隆朝乡试科场案中求之，因范某为诸生，不能关涉会试也。乾隆纪元凡六十年，举行乡试次数颇多，其与此案有关者，必在四十七年以前，三十九年以后，所以决定此后前两时限者，实有特殊人事之关系。观乾隆四十七年王昶在杭州修西湖志时，陈玉敦不肯以其父诗文集示兰泉，即知以范某案必已发生于此年以前，此后一时限定于乾隆四十七年之理由也。所以知此案必在乾隆三十九年以后者，即因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首节云“锦瑟喜同新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及“未酬夫子情难已，强抚双儿志自坚”。则是端生结婚后一年即产一女，隔数年，又产一儿。其间或虽产儿而不育，要之，必有数年之间隔，否则不得用“早”字也。关于此点又须推测端生适范氏之年月。端生于再生缘第一七卷中自言“庚寅失恃新秋月”，是其母汪氏卒于乾隆三十五年七月，而其父玉敦正在山东登州府同知任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