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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捐员外郎，在户部广东司行走。其时至少在嘉庆三年以后。（见碑传集一百八赵怀玉撰杨君芳灿墓志铭。）若更精密言之，则至少在嘉庆六年文述与芳灿在京师相识以后也。（见下引芳灿送云伯序。）文述咏端生之诗作成时代颇晚，又得一旁证矣。

关于文述题绘声阁集诗四首，其第二首最关重要，置后辨释。其余三首依次论证之。

第一首诗

第一首诗中最关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见陈长生年月，并文述见长生是否多次等问题。此等问题可取两事即（一）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及第二次会试入京之年月，与（二）长生于此两时间适在北京，有遇见文述之可能，参合推定之于下。

杨芳灿芙蓉山馆文抄二送陈云伯之官皖江序略云：

嘉庆辛酉（六年）余与云伯相见于都下。于兹五阅寒暑矣。同人惜别，赠言盈箧。余与陈编修用光查孝廉揆俱为序引，时丙寅（嘉庆十一年）新正谷日也。

又颐道堂文抄一颐道堂诗自序略云：

嘉庆丙辰（元年）仪徵阮伯元先生视学浙江。越二年戊午（嘉庆三年）从先生入都。明年（嘉庆四年己未）又从至浙。越二年（嘉庆六年辛酉）又以计偕入都，居京师者五年。

又颐道堂诗选一五略云：

余自辛酉（嘉庆六年）至乙丑（嘉庆十年）京师旧作多琴河李晨兰女士加墨。（寅恪案，今所见碧城仙馆诗抄十卷，后附有李元垲跋，所题年月为嘉庆［十年］乙丑秋七月。可与上引杨芳灿文参证。）重莅琴河，女士下世已十五年矣。感赋。

（诗略）

寅恪案，文述第一次至京为嘉庆三年，出京为嘉庆四年。第二次至京为嘉庆六年，出京为嘉庆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谓“居京师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时间，虽远不及第二次之长久，然鄙意文述之获见长生实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论者，文述为人喜爱攀援贵势，尤喜与闺阁名媛往还。长生为兆仑孙女，本与文述有同族之亲，况以袁随园女弟子之声名，叶琴柯编修夫人之资格，苟长生此时适在京师，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谒之礼者，则转于事理为不合矣。至于长生适在北京与否之问题，可以依据叶绍楏历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献类徵一九六疆臣类四八载绍楏传略云：

叶绍楏浙江归安人。乾隆五十年由举人于四库馆议叙，授内阁中书。五十三年丁母忧。五十五年服阕，补原官。五十八年进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散馆授编修。嘉庆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四年二月改河南道监察御史，四月命巡视南城。五年转掌江西监察御史。六年五月充云南乡试正考官，八月命提督云南学政。九年差竣回京。十年命巡视天津漕务。十一年六月升工科给事中。

寅恪案，叶绍楏与陈长生从何时起同在京师，乃一复杂之问题，详见下文第二首诗中考辨织素图绘成之时间一节，今暂置不论。惟可断言者，嘉庆三年文述初次随阮元入京，四年又随元出京。文述往谒长生，当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时，而赋此四诗当更在谒见之后，谒见与赋诗并非同时。颇疑文述止一度晤见长生，其题绘声阁集四律，实非以之为拜谒之贽，不过晤见之后，追写前事，呈交长生夫妇阅览者。观诗中“记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画帘迟”之语，可以推见也。又若文述得见长生不止一次者，则以碧城仙馆主人性好招摇标榜之习惯推之，必有更多诗什，赋咏其事，而不仅此四律而已也。或者文述当日所为，长生夫妇已有所闻知，遂厌恶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

诗中所谓“碧城醒我游仙梦”者，碧城仙馆文述自号也。其诗集即取以为名。“绣偈吟君礼佛词”者，长生曾作礼佛词六首，刊入随园女弟子诗集（卷四）中，早已流行，文述盖见之久矣，决非长生以己所著诗集示之也。

第三首诗

第三首诗盛夸长生夫家女子能诗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从叶氏织云楼诗合刻，抑从袁简斋随园诗话补遗三“吾乡多闺秀，而莫盛于叶方绍伯佩荪家”至“陈夫人之妹淡宜（此语有误，辨见论第二首诗节。）亦工诗”等六条（随园诗话补遗所以多谬误者，盖由简斋身殁之后，补遗方始刊行也。简斋殁于嘉庆二年。参碑传集一百九孙星衍撰袁枚传。）转录而来，虽难确定，今以沈湘佩名媛诗话四“织云楼合刻为归安叶氏姑妇姐妹作”条考之，（前南京国学图书馆总目所载，织云楼诗合刻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误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蘩香诗草一卷，皆云［嘉庆刻］。又孙殿起丛书目录拾遗总目六有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