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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疫情时，云南瑞丽就发现了大量静脉吸毒者感染了ＨＩＶ，几年来已陆续发现艾滋病发病和死亡。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间，已经在当地报告登记的７９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确认半数以上已经死亡。现存的ＨＩＶ感染者，大多已经开始发病，其基本生活状况是贫病交加。调查人员在瑞丽农村走访了１３户艾滋病家庭后发现，１３户家庭中，有３户无力耕种已将田地出租，１户将田地私下变卖，有５户家庭中的９名儿童失学，这些家庭中的ＡＩＤＳ病人基本上未得到任何治疗。 艾滋病与贫穷落后紧密相连已是不争的事实。 ２００１年春末夏初，云南省相继在瑞丽市城乡召开医务工作者艾滋病问题座谈会，会上披露的实情则更令人震撼不已。 与会的医务工作者坦言，大家对艾滋病的普遍反应是恐惧，虽然他们之中有半数以上的人已经接触过艾滋病患者，但他们却很少接受相关的培训，很难得到与艾滋病有关的医学知识。基层医务人员感到诊断艾滋病有困难，即使诊断出了艾滋病，也因缺少药物而束手无策。这样势必会影响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川省的一些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是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之一。例如凉山州，这里与云南接壤，一度处于缅甸——云南——四川再到中国内陆各地的贩毒交通道上。美国的《纽约时报》曾以《毒品和艾滋病的出现笼罩着中国一个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惊呼：“艾滋病的幽灵也在这里游荡！” 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前些年一些人在外打工时卖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面对记者的调查，一对都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夫妻哭了，丈夫自去年发病以来已经消瘦了２０多斤，没力气干活；妻子虽然未像丈夫一样发病，却也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她哭诉道：“最难的是生活，总想日子怎么过。我俩外出打工时，女儿交给亲戚照顾，女儿营养差，发育不好。现在我们连包产地都种不动，饭都发愁吃不上，女儿的身体也就更管不了了……” 晓云是四川省凉山州地区的一位农家妇女，同她丈夫一样，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今年以来，她丈夫犯病卧床不起。她说：“丈夫患病以后基本没有任何治疗。家里没钱买药，也不知道买什么药。就是一天天躺在床上等死……” 像晓云夫妇这样的情况，在他们村子里还有几户，大多是前几年外出打工感染的。这个村子虽不像河南文楼那样震惊中外，但其ＨＩＶ感染点与面却一样严重，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对此进行普查。 艾滋病病毒感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国家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目前大都集中在大中城市，不少农村地区尚处于监测的空白状态。没有监测，没有检验，即使是哪家得了病死了人，人们大抵都不清楚因何而病因何而死，特别是艾滋病病毒在人体内有较长的潜伏期，不检验，未监测，又如何知道艾滋病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农村有多大的流行面？ 人口无序流动也是感染ＨＩ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目前关于ＨＩＶ和流动人口的因果关系的科学数据并不多，但是我们必须对未来的严峻形势作出推测，因为劳动力在国内大量流动对中国的ＨＩＶ流行蔓延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广大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是史无前例的，据估计包括暂时和长期流动的人口总数高达１．２亿！也就是说，中国约有１５％的劳动力可能离开了他们的原居住地，６０％以上的流动人口是男性，约２０％年龄在１５—１９岁，４５％在２０—２４岁。流动人口存在着许多易于感染ＨＩＶ的因素。例如，流动人口很年轻，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超时工作，流动人口多数未婚或离开配偶，使他们很可能与偶遇的伙伴（或暗娼）发生性关系，感染ＨＩＶ的几率也就随之增大。 而这些流动人口大都从农村中来，回农村里去，如果有人感染了ＨＩＶ，再把它带回去周而复始地传播，既没有更多的监控，又没有有效的控治，加之贫穷与愚昧的助燃，其后果是严峻的，也是可怕的。   。。
城门之火
艾滋病对人类的打击是沉重的。 ＨＩ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出疾病的范畴。 例如河南上蔡。例如上蔡文楼。 河南卫生厅副厅长刘学州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经媒体曝光后，文楼，已在中国和世界成为艾滋病疫区的标本，也因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困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南方日报》记者江华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深入的调查，并获得了一些最新的不被人们所知的事实： 文楼村的村民，已经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截至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０日，随着文楼村的知名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