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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的消失不足以使任何人悲伤，不能给任何人心里带来空白，或者不为任何人所注意，那也是我自身的问题。我委实失去了太多太多的东西，现在我似乎已几乎不具有再应失去的东西。然而我体内仍有所失之物的一缕残照如沉渣剩留下来，而且是它使我存活至今。

我不愿意从这世界消失。闭上眼睛，我可以真切感觉到自己的心在摇摆。那是超越悲哀和孤独感的、从根本上撼动我自身存在的大起大伏。起伏经久不息。我把胳膊搭在椅背，忍受这种起伏。谁都不救我，谁都救不了我，正像我救不了任何人一样。

我恨不得放声悲哭，却又不能。就流泪来说我的年纪已过大，况且已体验了过多的事情。世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哀。这种悲哀无法向任何人解释，即使解释人家也不会理解。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晚的雪花静静沉积在心底。

更年轻些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将这种悲哀诉诸语言。然而无论怎样搜刮词句，都无法传达给别人，甚至无法传达给自己本身，于是只好放弃这样的努力。这么着，我封闭了自己的语言，封闭了自己的心。深重的悲哀甚至不可能采用眼泪这一形式来表现。

想吸支烟，却不见了烟盒。衣袋中仅有火柴。火柴也只剩3　根。我接连擦燃3　根火柴扔在地上。

再次合目之时，起伏已不知遁往何处。脑海中浮现的只有尘埃般轻盈的沉默。我久久独自注视那尘埃。尘埃不上不下，纹丝不动地浮在那里。我噘起嘴唇吹了口气，依然一动不动。任凭多么强烈的风，都全然奈何它不得。

随后，我开始想刚刚分手的那个图书馆女孩。想她在地毯上的天鹅绒连衣裙、长筒袜和内衣。莫非它们仍旧原封不动地如她本身一样悄然躺在那里不成？在她身上我的表现能算公正吗？没有人寻求什么公正。寻求那玩艺儿只有我这样的角色。问题是这种寻求对于失去公正的人生有何意义可言呢？我如同喜欢她一样喜欢她脱在地毯上的连衣裙和肉衣。难道这也是我的公正的一种形式？

所谓公正性，不外乎仅仅适用于极其有限世界的一个概念。但这一概念涉及所有领域。

从蜗牛到五金店柜台以至婚姻生活，无一例外。尽管谁都不追求它，但我能给予的别无他物。在这个意义上，公正性类似爱情，想给予的和被追求的难以吻合。惟其如此，才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我面前或我内部径自通过远去。

或许我应该后悔自己的人生。这也是公正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什么也不能后悔。纵使一切都风也似的留下我呼啸而去，那也是我本身的希冀所使然。我脑海中剩留的惟有漂浮的白色尘埃。

去公园小卖店买香烟和火柴时，出于慎重，我顺便又往自己住处打了次电话。我知道不会有人接，但在这人生最后时刻往自己房间打次电话倒也不失为可取的念头。也可想象电话铃哗然大作的情景。

出乎意料，电话钟鸣至第3　遍时居然有人拿起话筒，并“喂喂”两声。是身穿粉红色西服裙的胖女郎。

“还在那里？”我吃了一惊。

“何至于。”女郎道，“去了又回来了。哪里能那么逍遥！想接着看书，就回来了。”

“看巴尔扎克？”

“嗯，正是，妙趣横生，可以从中感觉到类似命运威力样的东西。”

“那么，”我问，“你祖父可得救了？”

“那还用说，轻而易举！水消了，又是回头老路。地铁票都买了两张。祖父精神得很，让我向你问好。”

“谢谢。”我说，“你祖父现在干什么呢？”

“去芬兰了，他说在日本干扰太多，没办法集中精力搞研究，所以去芬兰创办研究所。那里怕是个安安静静的好地方，又有驯鹿什么的。”

“你没去？”

“我决定留下来住你的房间。”

“我的房间？”

“是啊。我非常中意这房间。门扇已完全安好，电冰箱录像机也买齐了。不是被人搞坏了吗？床罩褥单窗帘换成了粉红色的你不介意吧？”

“无所谓。”

“订报纸也可以？我看看节目预告。”

“可以。”我说，“只是那里有危险。‘组织’那帮人或符号士有可能卷土重来。”

“瞧你，那有什么好怕的。”女郎说，“他们要的是祖父和你，我是不相干的人。刚才倒来了异常大和异常小的两个家伙，我把他们轰了出去。”

“如何轰法？”

“用手枪打中大家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