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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需要弄顶保命钢盔，护住自己的一颗脑袋了。

当然，要选钢盔就得选个合适的，否则比没有更糟。唐代名将郭子仪收复长安时，扮演钢盔角色的是唐肃宗的儿子广平王李俶。这位后来也当上皇帝的王子只管政治鼓动，军事问题一概放手，成就了郭子仪的大捷。可稍后的邺城之战，钢盔扮演者变成了太监鱼朝恩。这位仁兄能耐不行还特喜欢指手画脚，结果弄得郭子仪连指挥位置都找不着，最终几十万唐军在劣势敌人面前一败涂地，连两座都城都丢了。钢盔的作用是护着上头，兜着下头，是防御性的，如果这钢盔也跟刀枪剑戟一样到处扎人，那就比没有还糟了。

如果您胆子更大，还可以学战国田齐的司马穰苴，拿国王配发的标准型钢盔—宠臣庄贾—开刀立威。

不过这可是高难度动作，首先这钢盔自己得犯事儿；其次这皇帝脑筋得明白。倘这两件事有一件没把握，我劝您啊，还是好生戴上钢盔，自个儿悠着点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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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公子刘琦三求计”，说刘琦害怕继母蔡氏加害，向诸葛亮求自保之计。折腾再三，诸葛亮才说出“君不见重耳在外而安，申生在内而亡”这句话，建议刘琦找个机会要求下放地方挂职锻炼，从而避免留在首府荆州，遭到蔡氏的谋害。

诸葛亮出这主意，是因为当时荆州的主子（姑且称之为土皇帝）、刘琦的亲爹刘表并无害刘琦之心，刘琦需防备的只不过是蔡氏的暗害。但就皇帝公关学而言，出外避祸未必安全，甚至可能是死路一条。

南朝刘宋的大臣蔡兴宗曾感慨皇帝脾气暴虐，在首都做官人人自危，十分郁闷，他的几个外甥就劝他找机会外派，他毫不犹豫一口回绝。结果几个外派的外甥在后来的内战中先后丧命，留在危机四伏首都的他不但逃过历次大清洗，还升了官，封了公爵。最危险的地方，结果反倒最安全，这是什么道理？

封建时代讲究的是人治不是法治，皇帝的意思就是法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只要不跑出国境，下放到哪儿，不还是在人眼皮子底下吗？有好多祸事其实可大可小，皇帝可能为一时不开心要宰你，也可能忽然想通了要饶了你，关键是，你得有化解的机会。留在首都，留在皇帝身边，这化解的机会显然会更多，逢凶化吉的概率也更大些。

更重要的是，玩政治总难免有几个政敌，政敌总难免给皇帝进进谗言，打打小报告，您留在皇帝身边，就有解释的余地，否则很容易让那些恨不得踩着您往上爬的家伙拍得万劫不复。战国时秦国大臣甘茂即将出征，担心一旦不在首都，国王会听信谗言，后来果然差点因此误了大事，这就是个典型的反例。

您也许还会说，我在外地，万一皇帝真要宰我可以武装自卫嘛，再不行可以逃跑嘛。

您又傻了不是：皇上多大权威啊，这首都和外地有区别吗？他就能调动首都的兵？没准您当个市长，想武装自卫，那皇上一道檄文“谁杀了这反贼谁就是那新市长”，您还没等把檄文瞅明白，就得让正憋着提干的警卫人员给弄死。

刘宋时候大将萧道成（后来南齐的开国皇帝）也想外出避难，幕僚纪僧真就劝道，您离开首都，皇帝如果不高兴，一道诏书说您是叛徒，您不是就真完了吗？

瞧，就这么档子事。

回头说申生和重耳吧。申生并非因为留在首都才危险，恰恰相反，他多次被派去远征。大臣狐突、里克都曾评论说，他总不在国君晋献公身旁，才让谗言轻易得手，后来他被诬陷、被逼自杀，也并非没有机会逃跑，而是自己不愿身败名裂地苟活。再看重耳，他待在远离首都的蒲城，可是国君要寺人披*他，给3天限，人家两天就杀到了。后来他流亡19年，丢了俩老婆，有时候惨得连粥都喝不上。要不是那时候还有“外国”，他能不能活命都说不好，又哪里谈得上“在外而安”呢？

听皇帝公关学一句话吧，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不论您想的是自保还是进取，待在皇帝身边，都是风险最小、利益概率最大的优选方案。

有些事不能太积极

曾经有人总结皇帝公关学要点，说出“功莫大于勤王”的话来，这话其实就对了一半：勤王固然是大功——皇上有麻烦才要人去“勤”，您不怕自己惹上麻烦，去给皇上解了麻烦，这功劳自然小不了。但在皇帝公关学里还有比勤王回报更大的投资项目：拥护一个新皇帝，把原来那皇帝给赶下去。

您想啊，本来人家就是个看着别人当皇帝眼馋、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