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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鄂尔泰可是够冤的：他1726年被派到贵州当官，搞“改土归流”；1732年因工作成绩出色被调回京城，当上大学士、兵部尚书；这会儿正领着一帮老同事写*呢。照理讲，这贵州的地方性事务早就跟他没什么职务性关系了，就算秋后算账，那也不该是这么个算法吧？

问题是《清史稿》里写得明白，这个撤职查办、以观后效的处分，竟然是鄂尔泰自己哭天抹泪主动申请的。他难道疯了不成？

他才没疯，他这皇帝公关学门清着呢。

没错，苗族人9年前的造反是他给平定的，9年后又造反，跟已经调离好几年的他没什么关系。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您也不想想，皇帝是讲道理的人吗？想当初贵州平定，鄂尔泰的报告往上一递，这雍正一时高兴，讲了几句“苗疆永定”、“从此不烦刀兵”之类大话，还在贵州当地修了纪念桥、纪念柱等好些标志性建筑。天子无戏言，他说永定那就得永定，他说从此不烦刀兵，那就得不烦刀兵，可这定还没过3年就永不下去，眼见着刀兵还得再动上一动，他皇上说话，难道是放屁不成？

乱子已经出了，总不能睁眼不认账，但皇帝又错不得，那么唯一能下台的办法，就是找个替死鬼了：皇上说那些大话，不是皇上没见识，是因为鄂尔泰这些无能大臣形势分析能力差，给皇上的报告政策性预见性不强，要说责任，那一丁点儿都不是皇上的，差不多全部都是鄂尔泰的。

鄂尔泰当官就是为了当大官，伯爵这玩意儿自然不舍得抹，可是事儿已然这样，替罪羊是一定得有的，而且多半就是他。与其等着被抹，还不如自己凑上去主动抹，你给皇帝挣回一张脸，皇帝能不还你个实惠？果不其然，伯爵虽然没了，其他一切待遇照旧，后来这个伯爵还是给挣回来了。

千万记住，宁可让自己丢份，万勿让皇帝丢脸，您跟皇帝抢江山抢老婆当然不行，这黑锅可是怎么抢都不会错的。五代十国时候有个西平王高季昌，让自己的儿女亲家倪可福承包江陵外城基建工程。有一次高大王视察工地：这工程进度不行啊。一声令下，当众打了亲家一顿板子，这倪可福不但不恼，反倒乐了：他的亲女儿、高大威的儿媳早交代清楚，这顿板子不白打。这不，当天他就弄了好几百两银子的医疗费，待屁股伤一好，立即升官做了大将军。

越是勤快的皇帝管的事儿越多，出错的机会也就越多，那时候他准得踅摸人给他背黑锅。赶紧上，没亏吃，要是犹豫不上，好处没了不说，弄不好这黑锅横飞过来，您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当年曹操征袁术断了粮草，那个不识相的后勤处长王垕，不就让黑锅把脑袋给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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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高官厚禄也能硬讨

虽然从有皇帝那天起，就有诸如中正、司隶、吏部之类五花八门管提拔干部的部门和官员存在，但谁都明白一个铁的事实：谁当官，当多大，得皇上说了算。

说起来皇上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一般官员想从他老人家手里混上一纸提拔令，升上个一级两级，实在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想凭工作表现吧，又不知道皇上好哪口，万一人家要个老黄牛型的，您却扮做千里马，那不是白折腾了？再说，表现不好提拔不上去；表现太好，同事会嫉妒，会打小报告，皇上说不定还会嘀咕您是不是打算一直升到他那宝座上去。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靠溜须拍马吧，一来那窝囊气不是人受的；二来万一马屁错拍到马脚上，官不但没升还降上几级，不是更麻烦吗？

可您还别说，还真有这么一路能人，能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皇帝手里硬讨个大官来当当。

说起这人，名气不大，官职原来也不算高，他叫陆法和，在南朝梁元帝手下当郢州（湖北武昌）刺史，也就是个武昌区长的位子。这老兄除了当官，业余爱好是算命打卦。有一天他给皇帝写报告，居然大言不惭署了“司徒”的头衔。这司徒可不得了，那是三公之一，比武昌区长高了不是一级两级。照理说，这罪过够砍头的了，结果您猜怎么着？皇帝一瞅，什么，这小子怎么当的司徒我怎么都不知道？哦，甭问啊，这小子会算命，敢情他算出来自己有这么大福分啊！于是他一道委任状下去，这算命业余爱好者、武昌区长陆法和，就真的当上司徒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硬讨升官的横主还不光中国有。西非有个小国叫利比里亚，当年有个军士长多伊，靠政变杀死总统，自己上了台。他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有个叫查尔斯？泰勒的“海归”挟了个公文包，大模大样闯进商务部副部长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