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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京都府发现了一批记载南京大屠杀惨状的笔记，成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的佐证。

这批笔记是原日本侵华军福知山步兵二十团（联队）四连（中队）46名（日本官兵）作为战争札记写下的。

在上等兵增田六助写的《南京城内扫荡卷》中，载有该连（中队）一次屠杀五百余名中国军民的史实。其中写到，四连（中队）进入南京城后，立即进行扫荡。日军闯进大众医院（应为鼓楼医院），没找到中国人，便把医院设备砸烂。翌日傍晚，四连（中队）抓到五百余名中国军民，挨个脱下他们的衣服，用电线等绑起来，拉到玄武门附近一次处决。

增田现住在京都府丹后町（与东史郎同乡，和东史郎当年同属二十联队，东史郎为三中队士兵）。他对该报记者说：‘当时把抓到的人排成五行，外边的两行人都用一根电线绑住大腿，拉到城北玄武湖去枪杀。因玄武湖（城门）先前已被中国军民用土堵死，便把抓到的人在那里的土丘前，用两挺重机枪、六挺轻机枪在五十米近处一起扫射。’

他说：‘我当时担任警戒。扫射那会儿，我亲眼看见血肉横飞、脑浆迸溅的惨景。在被杀害的五百余人中，有200人是军人，其余全是普通市民。想起来就让人战栗的那个场面，是难以忘却的。说什么也不能允许日本再进行那种残酷的行为了。’”

增田作证的玄武门屠杀遗址，在过去的史料中从未有过记载，是一处新发现的南京大屠杀集体屠杀现场。

离开玄武门的屠杀遗址，我们一起去了长江边。

长江作为中国境内第一条大江，它的滚滚浪涛自西南涌来，流经南京后先冲向北，又折向东，从南京城北奔腾而过。千百年来，它一直为这座古城欢歌，但有时也为这座城市哭泣。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侵华日军曾经在长江边上大肆屠杀南京人。长江的水曾经被南京人的血染红，南京人的泪曾经引发了长江水的呜咽。

中山码头位于南京城下关的长江边上，人们沿着南京城内的主干道中山北路，便可以一直到达长江边的中山码头，在那里摆渡过江，去江北岸的浦口。

在中山码头旁的江边上，东史郎先肯定地指出：“这里当时全是中国人的尸体，黑压压的，堆成了一片，江里还漂浮着许许多多的尸体。”

东史郎的一席话，印证了一段历史。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⑥记载：“1937年12月16日傍晚，有被俘已解除武装的军人和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军由华侨招待所押至中山码头江边，用机枪扫射，并把尸体推入江中，毁尸灭迹。”

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家住鼓楼三条巷47号的南京市民徐进，以及日军屠杀时投江逃生的原国民政府军军医梁廷芳、白增荣，曾于1946年向国民政府呈文陈述当时受害的经过。其中，梁还于同年6月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为南京大屠杀作证两个月时间，并于8月7日向该军事法庭提供一份在中山码头遭遇的书面证词。⑦同年10月7日，梁、白还联名向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提供关于他俩在中山码头受害情况的一份书面报告。⑧

此外，当年住在大方巷14号避难的原南京烷基苯厂退休工人刘永兴，也是一位在中山码头集体屠杀时跳进江水，趴在江中一艘破船边侥幸逃生的幸存者，只是他的胞弟没有他那样幸运，在和他一起跳江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在中山码头遇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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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初识东史郎（4）

东史郎作为当年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士兵，其证言是非常可贵的历史证人口碑资料。

其实，日军当年在长江边上大规模的集体屠杀，绝不仅仅是中山码头一处。史料上记载或被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判定的遇难人数，除中山码头外，还有草鞋峡万多人，燕子矶5万多人，鱼雷营、宝塔桥3万多人，煤炭港3000多人，下关九甲圩江边500多人，三汊河400~500人……⑩

如果把上述遇难者的数字相加，就会发现，在江边遇难的人数达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人，有半数左右在江边遇难。这是因为，当时侵华日军从东、南、西边三个方向合围南京城，人们为了逃生，纷纷弃城而出，从城北涌向江边，寄希望于渡江逃到苏北、安徽或山东等地。但唐生智等中国守军将领，为了背水一战，将船只统统集中到江北岸，加之江面上有日军炮艇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