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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人士陈君实先生的字与画，充分反映了来自中国民间的一种意愿。这种意愿是善良的、友好的。我想，声援东史郎，正是中国人民这种心声的有力体现。

但是，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和声援东史郎的种种努力，对东史郎诉讼案来说，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人们等待的，将是日本最高法院一个什么样的终审判决结果？

第七章　在日本邂逅东史郎（1）

春意渐浓，但冰雪仍末消融。

1999年12月5日至17日，我和南京市委宣传部涂寅生处长一起，陪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英老人，应邀访问日本。

在东京和京都，两次与东史郎先生重逢。又在大阪、东京、冈山、名古屋、神户、名古屋、广岛等地，数次与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以及东史郎案律师中北龙太郎、丹羽佳雄、空野佳弘等人谋面。在与他们多次的交谈中，对东史郎的近况以及东史郎日记案二审的进展有了新的了解。

“我叫张秀英，今年87岁了。这回我到日本来，就是要控告62年前，日本侵略军强奸我的罪行……。”

在日本各地的和平###上，张老太太总是这样打开自己记忆的闸门，向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日本人，控诉了当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性暴行。

谈起心酸的往事，张大娘止不住老泪纵横。她说：“那是1937年12月初的事。

当时的南京人为了躲日本鬼子纷纷向北逃，而我们一家却从山东曹县向南走，先逃难到南京江北郊县的农村，在那里碰到了‘鬼子兵’。

‘鬼子兵’把20多个年青的‘小媳妇’和大姑娘带到一个空场上，威逼着我们脱去衣服，围着场子转圈子跑。当时的天气非常冷，我们冷得直打哆嗦，‘鬼子兵’拍着巴掌开心地纵声大笑。

后来，有一个日本兵要我跟他走，我不肯。我怎能丢下孩子跟他走呢？和我一起的老大妈劝我说：‘我帮你看着孩子，你还是跟他去吧。他们有枪，你不同意会打死你的。’

‘鬼子兵’将我带到一间破房子里，扒光我的衣服强奸我。回来后，我羞辱地一个劲地哭着。

正在这时，日本人烧房子了。我抱着3岁的儿子，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烧毁了我住的房子，女儿被烧死在里面，衣服也被烧光了。

我又哭又蹦又跳，但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

我抱着儿子开始逃难，过了几天，又被日本兵逮着了。他把我带到一个破庙里，要强奸我。由于语言不通，他强行扒下我的裤子后，发现我身上‘月经’来了，非常恼火，骂我良心大大的坏了，狠狠抽了我一个耳光，还用皮鞋往我身上乱踢，并从腰间掏出一把短刀，往我胸口刺来。我本能地用手一挡，左手食指被刀削开长长地一条大口子，白花花地骨头露了出来，痛得我蹲在地上大哭大叫，日本兵这才放过我。

两位不同国籍、不同的历史证人，却为相同的一段历史作证。

这是否有点巧合？事先我们并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安排。

记得当时天下着大雪，我们躲在山上雪地里，由于又惊又冻的缘故，我得了一场大病，几个月发烧发寒，后来，用民间偏方治疗，病是好了，但留下肩风湿病的顽疾，以至于终生双手不能高举过肩，我的手指到现在也不能弯曲，留下明显的伤疤。”

张大娘的血泪控诉，打动了在场的许许多多的日本人。而和她同台为历史作证的东史郎，正是一位当年的加害者。

12月13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62年前，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攻陷古城南京，旋即展开了大屠杀。当时从南京中山门侵入南京城的原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便是这段历史的加害见证人之一。62年后，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永田町社会文化会馆内，声援东史郎诉讼案国际市民###将在这里举行。应邀参加这次###的有东京、大阪国际市民###的中、美、日、韩、新加坡、菲律宾、加拿大等国学者，以及日本支援东史郎审判实行委员会的成员等。

中午12时，当我们来到与日本最高法院毗邻的会馆门前时，东史郎先生在山内小夜子秘书长、中北龙太郎和丹羽佳雄律师等陪同下，正在迎候着我们的到来。满头白发飘逸的东史郎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仍精神矍铄，说话声音响似宏钟。

当我们乘电梯到三楼时，只见会场内已经挤满了人。会场上的正前方挂上会标——“东史郎南京裁判支援署名最高裁提出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