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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巡则不同，带头吃人是被逼无奈的义举。当然，我坚决反对他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作为代价保存战斗力的做法，但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继续坚守睢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壮士断臂，更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投降的硬气。有所失才有所得，失去的是睢阳城军民的生命，保全的可能是睢阳城背后数以百万的平民百姓。如此决定，没有见识，没有魄力的人是决定不下的。张巡能够如此做，眼光长远，便是英雄。

朱粲是暴戾无道，被李世民生擒于洛水上斩杀。死后；当地人痛恨其人残忍；用石头砖瓦砸毁其尸。而张巡死后，睢阳、江淮之地都有立庙配享，直至今日香火不绝。可见，两人有本质的区别。

英雄总有点缺憾，就像事物总有两面，英雄也不例外，有光辉的一面，也是阴暗的一面。唐太宗形象光辉，荡涤隋末乱势，以贞观之治开创盛唐气象，可谓千古一帝。而正是这位千古一帝亲手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斩草除根将他们的子女包括刚出生的婴儿也一并杀死，并且把一些有姿色的妻妾占为己有。我想这些并不是小辫子的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从这些来看，唐太宗和隋殇帝并无任何区别，甚至更是荒淫无道至极、残忍至极。我们却以他的贞观之治开创煌煌的大唐盛世之功绩，忘记了他的瑕疵，大度的奉为贤君明主，万世帝王之楷模。同样，我们总是以“成王败寇”的观点品评人物，如白起长平之战，我们称道于他的胜绩而罔闻于被他坑杀的四十余万赵兵，司马迁为之立传，后人更是将他和韩信、霍去病、李靖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兵家泰斗；即使郭子仪郭令公这等胸襟坦荡之人，也有坑杀贼将薛忠义骑兵七千人之举……无论夺权还是战争，不流血是不可能的，哪个英雄手上不沾着血？可惜，杀人和吃人不同，即使你吃的是死人，也逃不掉后人来戮脊梁骨的命运。

历朝历代总有人指摘张巡，唐代就有人肆意攻击，幸先有张籍后有韩愈为之辩护。但是攻击并未停止，直至清代王夫之也有所品评，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是“出颜杲卿、李澄之上”。但是，他更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所以，他的结论：“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　（《读通鉴论》）。王夫之的意思就是：粮尽援绝之下，就得英勇战死，以成全君子之名。王夫之仅仅看到睢阳城的百姓，而没有看到长安洛阳两京之间因一场安史之乱，百姓幸存率只有百分之一，没有深刻的去想一想万一贼军攻破睢阳进入江淮之后的惨状。他书生意气太重，历史观是短视的。而且，我一直这么认为：君子往往做不了英雄，也保护不了老百姓。

鲁迅有言，“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张巡可能有瑕疵，但终究是战士。贺兰进明之流诗写得再美，官做得再大，也终免不了成为嗡嗡的苍蝇。

生命的价值

睢阳到底吃掉了多少人？有人作了推算过，三万人是夸大其辞了。睢阳守战不是六千八百唐军在作战，而是睢阳军民一起作战，这场战争最不应忘记的是睢阳百姓。经过十个月的守战，睢阳百姓早就军人化了。睢阳百姓的损失应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逃逸，一部分是战死，一部分确实被吃了。而将睢阳城百姓的损失全部算在张巡头上，那未免也太恶毒了。这很有可能就是安史之乱后，一些位高爵尊的官员为自己开脱见死不救的罪责，而肆意攻击污蔑张巡，如贺兰进明之流。

战争不是道德的问题。战争，特别是两军对决城下，根本没有什么道义可言。如果道德大行于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纲常宛然，就根本不会产生什么乱臣贼子，世界早就大同。两军对决，适用的是生存法则。生存法则可能很冷血，人性的恶便在这里上演，而人性的光辉也同时折射出来。

柏杨说得很对，“睢阳之围，我们没有歌，只有泣，那是已瘦成一把骨头的女人和孩子们，被宰杀时痛彻骨髓的哀泣。”我们没有歌，只有泣，是因为贺兰进明等见死不救；我们没有歌，只有泣，是因为张巡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声；我们没有歌，只有泣，是因为睢阳城的百姓竟被大义的守军所食；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华夷多少次融合，中国已经不再是中原之地的大小，而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现在，有人在质疑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