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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法国加强侵略越南并威胁广西边境时，唐景崧一方面挂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寻找施展才干的机会，于是毛遂自荐，向朝廷自请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准备大干一场。朝廷见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将他派往南方听候云贵总督岑毓英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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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军志愿抗法（3）

这样，唐景崧作为朝廷特派员到了越南，面见刘永福并向他提出三个建议：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归顺清廷；中策是保越南击退法国，清廷暗中援助兵饷；下策是株守保胜，但万一被法国人打败，退入中国，恐怕也为清廷所不容。

刘永福听后沉吟良久说，上策不敢想，下策不愿想，唯有拼尽全力争取中策，即“为中国捍蔽边疆”，“为越南剿平敌寇”。

法国人对越南北部地区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军发生冲突，这对于黑旗军来说，是威胁到生存的根本问题。对于中越两国，假如法国人真的击败黑旗军占据越南北部，这对大家都没好处。正因为如此，中越两国政府也就明里或者暗中支持黑旗军抗法，意在把黑旗军推上抗法的前沿。

1883年5月，刘永福率黑旗军进抵距河内不远的怀德府，向法军下战书。刘永福深知黑旗军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便想引诱法军出战。李威利见援军未到，不敢出战。等援军到后，李威利便信心满满，率法军出城进攻纸桥以西的黑旗军阵地。刘永福设下埋伏，诱敌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锋管带杨著恩、左营管带吴凤典、前营管带黄守忠等部严阵以待。

法军见黑旗军一路败退，便在大炮掩护下，分两路冲过纸桥，杨著恩部迎敌后，假装支撑不住，退到上安决村。李威利以为黑旗军不过如此，便大摇大摆地继续前进。等到法军进入黑旗军埋伏阵地后，黄守忠、吴凤典率部突然跃起，以密集的枪弹对法军加以痛击！

法军猝不及防，慌乱中夺路而逃，李威利还想整理队伍，无奈乱军之中，兵败如山倒，自己也被流弹击中肩膀，一下栽倒在地，溃兵们纷纷掉头就跑，顾不上自己的统帅，结果李威利和安邺一样，被黑旗军割了脑袋，几十名法军士兵包括几个军官也都命丧河内城外。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第二次“纸桥大捷”。

战后，越南政府为表彰刘永福，授予他“一等义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职。

法国人听说李威利战死，老羞成怒之下，决定发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还成立了北越舰队，由海军上将孤拔带领，攻占了越南都城顺化。恰好这时候阮氏王朝的国王阮福时病死，宫廷出现内讧，结果在法国人的威逼之下，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制服越南之后，法国人的矛头，开始指向驻扎在越南边境的黑旗军和清军，进而试图侵犯中国的西南地区。由此，中法之间的正面冲突，也就开始日益逼近。

首鼠两端，战不胜，和不成（1）

按理说，清政府是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藩属国维护国内稳定和抵抗外来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尽了洋人们的苦头。如今的大清帝国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面对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会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限于实力问题，清政府内部对援越抗法问题也是意见不一，朝议争论不休，当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主张对法国人采取强硬措施，甚至不惜与之一战；假如对法国软弱妥协的话，其他列强也会对大清帝国的其他藩属国心存觊觎之心，到时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现在就防微杜渐，即使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张之洞、张佩纶等人。

第二种观点是主张不卷入法越矛盾漩涡，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比如李鸿章就说1874年的法越和约“语多悖谬，越王既未请示，此时中国实难代为反悔，似只有听越之自为而已”。换句话说，既然越南对大清帝国离心离德，而且没有求援，倒不如放弃掉算了。恭亲王奕䜣等也持这派观点。

第三种观点主张援助越南官军和黑旗军，打击法国侵略，在必要的情况下，派清军驻扎在越南北部边境，相机行事，以最大可能地维护大清帝国的利益。这一派有曾纪泽、刘长佑、刘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线。

清流派少壮官员在朝议中争辩最为激烈，这些人往往激情有余，实务经验不足。这些官员对于真正的战争，特别是19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