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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仇记恨，只要矛盾能够逐渐消除就是好事。只不过，宋、辽和约中所保留的“岁币”——每年宋要向辽提供几十万银、绢总是一件使人难堪的事。如果能够换一种形式，例如“经济援助”或者“贸易补偿”，作为富国向穷国的一种支持，那当然要好得多。

令人遗憾的事情是，最后背信弃义，片面撕毁和约的不是被宋人视为夷狄的辽国，而是以信义之邦自居的宋廷。

后来，在辽国的后方，强悍的女真族崛起，建立金国，在几年中间，占了辽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烧杀极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宋廷从道义上说，应该支持辽国，保卫国土，因为宋、辽是兄弟之邦。从功利上说，也应该扶弱抗强，联辽抗金，一旦辽国失败，战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可是宋廷君臣在决策的时候，大错特错，竟然是一副小人动作，见利忘义，偷偷地派使者渡过渤海前往金国订立“海上之盟”，约定两国同时出兵，共同灭掉辽国，瓜分辽国土地。

宋廷秘密进行这一活动的时候，所有听说此事的官员无不反对。老将种师道气愤地说：“今日之举，譬如邻居被盗，我不能相救，反要勾结盗匪乘火打劫，无乃不可。”

辽国知道此事之后，派使臣前来劝阻。使臣到了宋廷，痛哭流涕，呼天抢地，他说：“救灾恤邻，古今通义。宋辽两国，百年友好。今贵国图一时之利，弃百年之好，毁兄弟之谊，结豺狼之邦。我国一旦失利，就是你们大祸临头之时，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辽使凄厉的哭声一直在大殿中回荡，久久不散。宋廷君臣无动于衷，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兴高采烈。宋廷的君臣是谁？皇帝是宋徽宗赵佶，大臣是蔡京、童贯……正如辽使所说，他们转眼之间大祸就要临头。过了两年，金兵在灭辽之后，大举南下，东京一再被围，蔡京、童贯……先后贬死，宋徽宗赵佶，被金兵作为俘虏，押解北上，多年之后，死在敌国。过去闯了大祸的人，大都是留下了后遗症，祸延子孙。惟有这一次背信弃义联金灭辽的决策者赵佶、蔡京、童贯……闯祸之后，立刻自食其果，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轰轰烈烈的澶渊之战以后，随即签订了维持百年和平的澶渊之盟，这件大事到今天已经整整1000年了。一份和约能在两国之间维持百年的和平，这在世界上都很少见。对于“澶渊之盟”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对于这一类的问题，过去的答案大都十分简单，不是赢了就是输了，不是胜了就是败了，好像二者必居其一。其实这种答案必须多说几句，一句话是说不完的。

“澶渊之盟”的签订，对于辽方来说应该说是赢方，但是宋方未必就是输方。百年和平让宋方争取到经济的繁荣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这种收获我们不得不承认。因此，有争执的双方谈判的结果不一定是一赢一输，双赢的事确实是有，两败俱伤的事也是有的。“澶渊之盟”真正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双方和平友好，遇事合作，这种巨大的收获首先应该肯定。

宋方每年要拿出几十万两“岁币”，这的确是一种损失。这种损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损失，二是精神损失。我们过去给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等战败后的割地赔款苛刻条件吓怕了，总认为一旦赔款，就会赔得家破人亡。其实我们若按当时的币值、物价与国家实际财政收支推算一下，就知道“岁币”的数字并不很大，不过国家财政收支的千分之几而已，和打一次仗的损失相比，实在算不了一回事。只不过每年要缴纳“岁币”给外国，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屈辱感，在精神上是一种压力。如果换一种形式，换一个名称，例如支援、救助、补偿、合作等等，那就要文明得多。其实，古代的国际贸易也有一些不同的称呼，例如不平等的进贡与回赐，平等的馈赠与回赠。根据我们对一些史料的分析，当时是宋真宗决心谈和，以便早日回京，不以“区区岁币为念”，如果把决策大权交给寇准，他一定会坚持到底，就是不给“岁币”，萧太后也会退兵，因为她害怕归路会被切断。寇准明明知道这张底牌，就是使不上力，只好徒唤奈何。

寇准能坚持吗？皇帝既然把底线说出来了，他就无法再坚持了。他不是怕丢官，不是怕获罪，而是在和约未订之前，如果皇帝把他撤了，换上一个不讲原则的人来主持谈判，那么国家就要吃大亏。和约已订，辽兵已撤，他这个官就可以不当了。公元1006年，寇准罢相。在国家形势危急的时候，小人们不敢出头，寇准拍案而起。到了和平恢复，皇帝热衷于玩天书降世的把戏，会拍马屁的小人们都钻出来歌功颂德，这些事情就没有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