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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平时心平气和极有修养的司马光不禁心头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凡是天地之间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东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当官的想方设法要从老百姓手里夺取财物，那实在太容易了。西汉时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说：只要实行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和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一个意思。你们这次变法中所提出的‘均输法’与‘平准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样，名称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