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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可是非常遗憾，事实绝非如此。司马光、宋神宗、王安石三个人都是正统的儒家，所以大家才能很理性地探讨问题，处理问题。宋神宗死后，新法虽然多被废除，但是王安石亲自制定的《太学三舍法》与他手订的一些儒家经义的考试科目一直沿用到南宋之末，说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

由于莫名其妙地把王安石说成法家，使得“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性质都变了。既然说法家是进步的，革命的，“王安石变法”就应该定性为“革命”，至于王安石代表什么阶级？革谁的命？当然就永远说不清了。其实“王安石变法”的性质最多也不过是君主专制制度内部比较温和的改革，不管如何拔高，这次变法即使圆满成功，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也只能说是从君主专制过渡到试探性的君主立宪而已。

我们现在从历史书上看，司马光是反对变法的。其实，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宋神宗提出过一个更为稳健的变法方案。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司马光指出，国家财政之所以入不敷出，有五大原因：

一、用度太奢（指皇家用度太奢侈）。

二、赏赐不节（赏赐文武官员太多，也就是官员待遇太高）

三、宗室繁多（对皇族的优待太多）。

四、官职冗滥（冗官太多）。

五、军旅不精（冗兵太多，战斗力不强）。

他认为，要对此进行改革，必须皇帝亲自挂帅与两府大臣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期以岁月，庶几有效，非臣子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不是几个臣子所能做到，不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是一样）。看来对于宋王朝国用不足的弊端所在，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明白。要进行这种改革，必须是皇帝自己掌舵，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逐步改革，逐渐完成。所以他反对由臣子担纲的急进式改革，主张由皇帝挂帅的渐进式的改革。有些阻力，他老早就料到了。

例如在新法逐渐公布的过程中，触犯了皇家子弟的利益，有些远房宗室做官的规定被取消了，他们不仅上书朝廷，而且包围王安石本人，拦住他的马头，半诉苦半发牢骚说：“我们有我们的难处，但愿相公高抬贵手，不要为难我们！”在坚决执法的过程中，曹太后之弟被指控，向皇后之父的部分家产被罚没。在新法紧锣密鼓的推行之时，年轻的皇帝上朝时被纠缠，回到后宫时又受埋怨，宫中哭声不断，他被拖得精神恍惚，心烦意乱。在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只有苦笑，相对无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5）

虽然王安石变法得到青年皇帝的全力支持，但是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他们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谨慎地前进。一点也不轻松。

###与旧党终于分裂

公元1069年2月，王安石被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政事堂中的执政班子除了王安石一人之外，还是一班老臣，当时有个政治笑话，到处流传。佛教徒说人生都有“生老病死苦”，这个笑话说政事堂的班子也有“生老病死苦”。其中的王安石中年有为，生气勃勃，是生；曾公亮不想干了，数次告老还乡，是老；富弼称病不出，不想管事，是病；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执，气愤病死，是死；赵忭从来正直敢言，这时看到安石事事变更，无可奈何，常常大呼几声“苦”字，是苦。这个笑话描述这些老臣无可奈何的样子，十分生动。

这些老臣很恼火，王安石也很恼火，就这样“生老病死苦”下去怎么行，事情总要有人来做。就在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24天之后，创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计划的主管机构，由陈升之与王安石共管其事。具体计划工作由王安石推荐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一批新人来承担。启用新人，王安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何尝不想网罗一批既有品德又有才情的有志之士，例如在1069年就曾经招致苏轼之弟苏辙在条例司作检校文字工作。但是这些有志之士都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苏辙因与吕惠卿意见不合，看不得吕惠卿急功近利的做法，就上书给安石，反对变法，最后外调为河南省推官。

为了鼓舞变法队伍的士气，王安石曾经提出过几句口号，后来被归纳为“三不足”之说，这就是“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传来传去，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要缓和一点，有的说法要激烈一点。如果说得缓和一点，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并不惊人：

“天命不足畏”——一些自然现象，例如地震、天灾原与人事无关，用不着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