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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公堂子到徽班进京（2）

那时候，戏班子住的地方，被叫做“大下处”，和末等妓院被称为“下处”相比，只不过多了一个“大”字而已。说明那时候戏子地位的低下，娼优是并列在一起的，而且优还排在了娼的后面。在相公花繁事盛的进程中，乾隆带四大徽班进京，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四大徽班住进了八大胡同，一般都将自己的私寓命名为堂，比如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的景和堂、程长庚的四箴堂、朱小芬的云和堂、徐小香的闻德堂、谭鑫培的英秀堂、时小福的绮春堂、余紫云的胜春堂、刘赶三的保身堂。众多的“堂”中有的逐渐演变为“堂子”，和八大胡同原有的相公堂子相辅相成。于是，“逛堂子”和“逛胡同”，成为那时的流行语；“歌郎”和“相公”，也成为一时的同义词；捧戏子、喜歌郎、玩相公，便成为了那时去八大胡同的三级跳。可以说，自此之后，八大胡同才形成了规模，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八大胡同格局与走向，基本还是乾隆时的样子，并无太大的出入。

男妓成风，一直绵延到清末民初，民国时期秦瘦鸥的小说《秋海棠》里军阀霸占戏子的故事，是其回光返照。所以齐如山先生就一准儿地认为，那时“韩家潭一带没有妓院，可以说都是私寓”。私寓，叫白了叫“相公堂子”，当地人的白话说是玩“鸭子”，其实就是同性恋交游的地方。齐先生的话应该是属实的，因为京剧名宿田际云在1911年和1912年，先后两次呈文政府，要求取消韩家潭的相公堂子，说明韩家潭确实是男妓丛生之地，一直到民国初年还相当猖獗。据说，韩家潭的相公堂子，大门里面挂有一盏角灯，灯内绛蜡高燃，金乌西坠一般，很是特别，只要一看有这种灯，必是相公堂子无疑，那是它的招牌。

可以看出，如果说明代即有了八大胡同的影子，还是因有玉堂春这样的妓女存在而打下了基础；到了清代，八大胡同的最初兴盛，首先得益于相公，而不是得益于妓女。妓女真正占领了八大胡同并成为八大胡同的主角，是光绪中期之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嫖妓的惩罚，拘留十来天，罚金几块钱，已经是流于形式，形同虚设。法律的松动，政策的调整，风尚的变化，供需关系的市场自然法则，让八大胡同渐渐成为了妓女的天下。

销金窟、风流地、时代的凹凸镜

当然，如果仔细分析八大胡同形成与发达的原因，并不仅仅是乾隆下江南带回四大徽班之后带动了相公堂子的发展，那样的简单和外在，它还应该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的作用。

其中主要的内在原因，在于清朝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在顺治五年（1648），下令居住内城的所有汉民官员一律迁到外城去，每间房子折合银子四两；以后在康熙十年（1671）又禁止戏园茶肆酒楼饭店和妓院在内城开设；于是，汉人住的会馆、宅院，开的买卖、茶园、戏楼，都集中到了前门一带。商业的发达，名人的聚集，使这些娱乐业自然地投其所好，也都开在了前门外，离着皇城最近的地方。八大胡同，才日益兴盛了起来，由它所繁衍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故事，才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它的画卷。

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与经济的因素在其中起着很大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口岸通商，外国资本主义长驱直入，进一步刺激着商业的发达，直接影响着娱乐业。1901年，慈禧太后修建了前门火车站，全北京的交通中心在前门，下了火车，离八大胡同只有一步之遥，来去更为方便。清政府软弱无能，被外侵内患搞得焦头烂额，正事已经管不过来了，当然，就更顾不上康熙爷禁妓的明令严律，下面自然更是走马章台，寻欢作乐，世纪末的及时行乐主义靡靡之风盛行，风气败坏，道德沦丧，连同治皇帝都热衷于微服私游去逛八大胡同宿娼嫖妓，以致染上花柳病而早亡。就难怪当时有人作诗讽刺大才子袁枚八十岁高龄还要狎妓了：八十衰翁用白粉，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枪无敌，专救人间娘子军。

可以看出，经济的发达，政治的衰败，都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八大胡同的发展。八大胡同的畸形发展，和畸形的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八大胡同开放的是一朵莎乐美式畸形的恶之花。

这样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辉煌堕落场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达到了八大胡同的鼎盛时期，成为它的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