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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发展成一场普遍的信用紧缩，他们担忧普遍的信用紧缩会削弱总体经济活力，增加失业率，给人们造成过度困苦。

美联储在实施这些行动的同时，还发出一个信号，即美联储在制定应对政策的过程中会寻求“保险”。正如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向国会所陈述的，“我们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另外采取必要的实质性行动，以支持经济增长，为预防下方风险提供恰当保险。”21　同时他也强调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构“必须格外保持警觉和灵活性”。在此，他们的动机仍是想阻止一个特定市场的紊乱发展成更普遍的动荡。这一货币政策反应同时伴有美国政府的财政和准财政行动，政府行动旨在抢先阻遏住房抵押品赎回权取消的浪潮以及与之相关的住房价格和消费者信心的骤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碰撞　第三部分（12）

多重均衡和触染效应（contagion）的概念可以让我们更易理解诸如经济周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的动态发展之类的话题。我第一次偶然碰到这两个概念大约在25年前，当时我正在观察新兴经济体的市场。说具体些就是，我看到在一个特定国家和（或）地区发生的一次危机往往对其他国家造成附带损害，而这些国家最初未必具有相同的危机条件。22

当时，新兴市场的世界尤其会通过以下三个截然不同的传播途径，易受触染效应和多重均衡的影响：

经济途径：新兴经济体为创造外汇以满足其债务支付，需要通过出口进入工业国家；

融资途径：新兴经济体实际上依赖能够筹集新的融资，为到期债务提供滚动支付；

技术途径：在那个阶段，战略（专门针对新兴市场投资的更加稳定的）投资者的资本流量窄而少，新兴经济体为了超越这种状况而利用策略投资者非常重要。

这些途径必然包含极大的相关关系。毕竟，这三个途径本身是相互关联的：一次经济紊乱就可以减缓跨境资金的总体流动，而且在减缓的过程中，也会吓退策略投资者，使其退出对新兴市场的风险暴露。另外，这三个因素中的每个因素必然使单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很大程度的相关性。

我首次接触到新兴市场的影响是在1982年夏季。我从牛津大学旅行到华盛顿特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这个时候，“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的说法尚未进入公众语境。相反，人们谈论的多半是“发展中国家”，尽管“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两个较老的提法此时仍然经常提到。

这年夏天，我在“货币替代”项目上的实习，因为能接触到每天发生的全球金融事件而得到有益的补充。我接触全球市场是通过阅读当时名为Blue　Sheet的一种非常精彩的每日时事通讯。这份通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职员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要经济和金融故事进行汇编的出版物，其笔调和内容在8月份骤然大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因为墨西哥宣布不再有能力履行预定的国际债务义务。

开始尚是有关墨西哥的一个故事逐渐演变成一个全球性重大事件。人们对美国大型银行（如大通曼哈顿银行和花旗集团），尤其是对“货币中心”巨型银行的财务状况越来越担忧，因为这些机构放给墨西哥及其地区邻国的贷款超过了它们的资本金。23　给拉丁美洲其他经济体的贷款活动被中止，实际上这让每个经济体进入一个债务允许延期偿付和重组的周期。多边机构都被迫进入危机管理操作程序，操作规模之大，在墨西哥宣布无力偿债之前简直难以想象。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将触染效应可能的操作后果进行了内化。几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走出在当时看来非同寻常的一步（现在已是常规做法）…为获得私营部门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我们一个小组访问了纽约的银行和投资经理。我们询问他们听到墨西哥消息之后的即刻反应，很多人说他们不再向智利和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提供新贷款，如果已有信贷额度，他们也只是对其中一部分给予展期。

银行和投资经理的行动在我们这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看来显然不合逻辑。毕竟，智利和哥伦比亚与其他本地区国家有着显着的不同，这两个国家对其经济和财政的管理非常谨慎。不过，技术面是如此，基本面的分析也就不适用。这两个国家面临信贷配给程度上升的困难局面，其原因只是一些不利的事情在它们的管辖范围之外发生了。幸运的是，两个国家并未求助于债务重组，便度过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信用普遍紧缩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