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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义、法家谈制度、兵家谈征伐、道家讲无为、农家谈力耕……从思想上，技术上开列出了许多方案，有些方案即便是今天看来，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然而大一统帝国，也最怕没有统一的治理思路，一羊九牧，是要闹出大乱子的。秦始皇简单粗暴地采取了焚书坑儒的办法统一思想——可是历史证明，这也只是鸵鸟逻辑罢了，没能真正解决问题。

秦始皇仅凭经验治国，并未给他的继承者留下一套合用的理论，加之秦二世庸碌无为，秦王朝也就迅速地崩溃了。

然而初起的汉王朝，在这一点上也强不到哪里去，汉高祖仍然只能算是“经验主义”，甚至还走回了分封制的老路上去，给子孙留下祸患无穷的“七国之乱”。

惠、文、景三代，休养生息之余，开始反思治国的条理，废“挟书律”，把《春秋》、《尚书》等历史文献找出来重新整理，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审视和学习它们——这就是儒学兴盛的历史背景。

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终于确立了统治地位，在未来的两千年中成为统治国家的指导思想，在西汉一朝，则先表现为“公羊学”的兴起，后表现为“纯儒学”的鼎盛。

宣帝、元帝间，正是儒家思想甚嚣尘上的时代，各种依托于儒家基本理论的奇思妙想层出不穷——这不奇怪，“刑”“名”之学本来就是“公羊学”理论与世俗统治相结合的关键部分。

元帝受儒家理论熏陶至深，到了行为做事都要拿着书本对照一下的地步——这就走上了极端——从辩证地接受儒家理论的“公羊学”，跳到了盲从于儒家理论的“纯儒学”。

他父亲宣帝对此不以为然，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老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当时稚嫩的儒家思想虽然占据上风，理论上也确有可取之处，但其本身还处在与世俗政权的磨合过程中，一些激进的倡导，虽然托名于古之圣人，但是非对错还需要用实践去验证。

治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的人们免不了要小心翼翼地去探索，去实验；既然是探索、实验，自然免不了会有失败；一个王朝统治的失败，自然得有人为此负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我们应该反思，我们从这些失败的探索和实验中，得到了什么？

接下来的历史会告诉我们，走一条未经开辟的道路，是多么的艰难！

大一统时代初期，人们认为新时代应该有新秩序，不再以“父传子，家天下”为天经地义，“禅让”之说流行一时。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儒者眭弘因灾异向皇帝上书，建议他：“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建议皇帝让贤，自己去当县长。

宣帝时，还有一位盖宽饶先生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在后世儒家学者看来，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不可与闻了，然而在当时，这是为儒家普遍接受的思想——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例子，不是在《尚书》中传为佳话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效仿？

单凭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说古中国没有“民主”思想，只有一团漆黑的专制——我们欠缺的，只是对“德先生”的合理理解罢了。

可这位眭弘先生运气不好，碰上了霍光辅政。霍光先生怕人家误会是他自己造舆论想篡权，为了避嫌，就把眭弘杀了，但他并不是当真反对眭弘的思想。

然而霍光不敢做的事，还就真有人敢做。数十年后，一个叫王莽的外戚子弟，在一片禅让的呼声中，接过了汉朝的符命。

他就是那个倒霉的实验者。

二、王莽篡汉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正是传统意义上的“外戚”。

关于王氏一族的起源，王莽在《自本》里说道：“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妫，以妫为姓。至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二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兴，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所以王莽以虞舜为皇祖考。

虽然出身外戚，并不算光彩，但王莽本人，确实是当时外戚诸子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