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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人将这帮高级俘虏都关押在襄阳城里。

但左良玉这时候闹情绪了。本来，杨嗣昌以左良玉不大听从命令，想以贺人龙接替他当“平贼将军”，给贺将军的招呼也打过了，可左良玉突然打了个玛瑙山战役，还获得大胜——这就让杨嗣昌为难了。

于是给贺人龙的承诺延期，时间待定。贺人龙绰号叫作“贺疯子”，自然行事有些极端，竟索性跑去把这事儿告诉了左良玉。

左良玉正在生闷气呢，张献忠的说客来了：有我张献忠在，朝廷才会器重你左将军，你今天消灭我，明天你自己就该倒霉了。左良玉想想也对，“心动，纵之去”。从此，杨嗣昌更招呼不动左良玉。

张献忠等愈发猖獗，居然敢做歪诗讽刺杨阁部：“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蜀碧》上说得更有意思，“嗣昌在重庆，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斩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湢，遍题有‘斩阁部头来者赏银三钱’。”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脑袋开价——连倭寇的脑袋都值三十两银子呢！

杨阁部对此非常生气。

咱们回过头来说说玛瑙山之战的那帮高级俘虏。

襄阳知府王承曾年富力强，对工作很有责任心，但年轻人太不注意影响，每天晚上都跑到狱中找张献忠的老婆敖氏，小妾高氏单独谈话，据说是审问“贼中情形”——这两个女人显然知道张献忠许多不为常人所知的秘密。这一点，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吗？

通过直接摸索第一手资料，王知府掌握了不少“贼中情形”。

但瓜田李下，难免有所嫌疑，《明史》记载说他“与献忠二妻笑语”——看这意思恐怕不是想说知府大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犯人具有亲和力。所以《明季北略》干脆说他“渔色”。

同样做了俘虏的高参潘独鳌先生，则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交际能力。他作为谋逆重犯，在狱中居然可以不戴镣铐，随便走动，可以和一干俘虏人犯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还可以和外面的人随便通信联络。据说只是请朋友送些银子来打点——看起来似乎也不违法。

连远在千里之外的杨嗣昌也看不惯了，发公文提醒王承曾加强戒备，王大人一笑置之：他张献忠难道能飞过来？

崇祯十四年的二月四日夜，有二十八名骑兵自称是杨嗣昌派来的差官，手里拿的军符也合得上，守城的官兵就放他们进城了。这二十八个人进城后，四处活动，到了半夜时分，突然城中各处失火，喊杀声四起。

住在牢里的潘独鳌和几百个俘虏也拿着家伙冲到街上，攻击要害部门。喜欢夜审女犯的知府王承曾大人到底年轻，身手敏捷，率众夺门逃走，据说逃回了老家河南夏邑。

朝廷此后曾命逮治他，但天下大乱，再没能找到这个人。他捅了马蜂窝，而自己还能全身而退，这在如此乱世是很难能可贵的本事。

天明时分，张献忠率军赶到襄阳城，顺利拿下城池，俘虏了襄王朱翊铭。张献忠坐在襄王宫里，还请襄王喝酒，客客气气地说了一通祝酒词：“我欲断嗣昌头，嗣昌在远。今借王头，裨嗣昌以陷藩服法。王努力饮此酒。”我想要杨嗣昌的脑袋，但他隔得远，不好拿。只好借用一下您的脑袋，让崇祯用“陷藩”的罪名杀他了。

努不努力，襄王这时候也喝不下什么酒了——还有找人借脑袋的？他随即被杀，尸体也被大火烧掉。

襄阳是杨嗣昌的后勤补给基地，左良玉军的辎重——确切地说是这么多年来从张献忠手里缴获的财物——也存放在襄阳城里，这回张献忠连本带利地收了回去。

这时距李自成攻克洛阳，杀死福王，相距不到半个月。杨嗣昌本已积劳成疾，听说这些消息后，更觉不堪，于三月初在沙市自杀。

而同样负有责任的左良玉，则因为兵多势大，朝廷怕激变，只是象征性地给予了处罚，从此，方镇大将拥兵自重成为通行的惯例。

张献忠虽然攻下襄阳，但由于玛瑙山的战败，实力依然很弱，在八月中，他又在信阳被明军击败，自己大腿中箭，还遭到丁启睿与左良玉的猛追，最后被迫带着几十个骑兵逃去依附李自成。

史料记载说，他们这次聚会又闹了别扭，李自成甚至想杀掉张献忠。幸亏一向以“贼不杀贼”为口头禅的罗汝才从中劝阻，双方才化解了矛盾。

李自成资助了张献忠五百骑兵，让他重回湖广，牵制明军。此后李自成又两次攻打开封，明朝尽全力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