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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药，正好防止这些情况出现，所以继续请我看病的，就不会有这种险象发生。因之我的病家也日益增多，而同行的讥评，也说不出什么坏话来，这是我抵制别人嫉妒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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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故事 可为殷鉴

我要引用两个故事：从前上海看小儿科的有一位殷受田，他确是三代医家，看小儿病候富有经验。一天，在处方之后，方欲离去，忽然来了一个声若洪钟的老医生恽铁樵。恽耳聋，所以和人谈话总是大声，深恐人家听不到，而且大模大样地迈着八字步进来，他也不认识殷受田，睬也不睬殷。诊病之后，恽一边高声朗诵，一边挥洒自如地写药方。恽的药方确乎不差，因为他是商务印书馆编辑出身，常州恽家也懂得一些医道，但半途出家，有些药方是书本上的成方，他却不会根据病家的情况来活用。病家把殷受田的药方给他看，恽氏竟然高声说：“这种药方，一吃之后，送终有份！”殷受田在旁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拂袖而去，对恽铁樵恨之入骨。后来恽铁樵看中华书局股东周某人，周是位饱学之士。一次，周的女儿病了，也是先看殷受田，后看恽铁樵，吃的是恽铁樵的药，一帖药之后，周某的女儿就死了。周某哀女至恸，就向法院提起控诉。法院将药方交医学会评判，因恽氏向来喜欢说同道的坏话，所以医学会的评议书，也对他极端不利。初审时恽氏就败诉，二审时恽氏托人对法官有所“贡献”，只被当堂申斥几句便无罪释放。周某人大为不服，亲自写了一篇《杀女记》，由中华书局用仿宋体排印成一本精美的小册子，分送各界，而且中华书局还向所有买书的人附送这本小册子，报纸上也转载了这篇文字。恽氏一声都不敢出，消沉了两三年。他究竟是个读书人，深自悔悟。（按：恽铁樵喜用古方，小说名家周瘦鹃有一个孩子，也是被恽氏的药方所误而死，不过周瘦鹃是一位好好先生，而且最初投稿在恽氏主编的《小说月报》上，他的悼儿文，写得隐约其词，颇含蓄。）

还要讲一段小儿科名医徐小圃的故事。徐氏本是博学之士，写的魏碑极具气势，收藏的书画文物，在上海也是数一数二的，看儿科疾病，声誉最高。但是从前，小儿患了痧麻痘疹兼并发“肺风痰喘”，即今时所谓“肺炎”，中西医都没有特效药，患病后往往死亡。有一次，沪西郊区虹桥乡绅之家的孩子，也因此种情况而死，临死前是就诊于徐氏的。死后有一个同道口出狂言加以诽谤，那个乡绅明知到租界来打官司未必能取胜，所以在万国公墓中下葬死者后，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呜呼！杀我儿者，庸医徐小圃也！”字样。这块石碑真是狠毒得很。万国公墓虽然处于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但是公共租界只能在道上派警巡查，路两边地区则不在管辖之内，那个乡绅又与上海县当局有些渊源，所以徐氏对他毫无办法；而见过这块石碑的人为之哗然，租界上的报纸也隐隐约约地登载其事，引起好多人到万国公墓去游览察看，徐小圃气得发昏。后来，幸亏有一个游侠儿，叫做“花园全根”，本是哈同花园的花王，原名顾嘉棠，人称此道中的四大金刚之一，他有一个孩子是徐小圃救活的，他也有花园在虹桥路上，知道了这件事，就大为不平，纠集了几个武夫，把这块石碑掘了起来，并且关照万国公墓看守人，说：“这块石碑是我顾嘉棠掘掉的，要是主人有什么话，我只好用拳头对付，你告诉他就是了。”这是一个武夫自动的义举。后来，消息传到徐小圃耳中，他对顾氏极为感激，但是自省对乡绅之子并无过失，所以连电话也不打一个给顾嘉棠道谢，可见徐小圃深具书生本色。这种情况，全是医家中人互相嫉妒所造成的。

我年轻时，随从仲英老师，仲英师常被同道推为中医学会会长，我便追随他当学会的秘书。我深感同道中互相胡乱批评别人药方的恶习是没有医德的，所以在会中议决，同道应该互相探讨，不应该在病家面前任意攻击。后来这张通告是我拟稿的，经几位老前辈修改了几个字，发给全体会员。从此，同道互相诽谤的恶习也就渐渐减少和消灭了。

病人阶层 逐渐提高

我对一切发热病方面的治疗渐能掌握疗效，逢到肺炎，我绝不拖延不放手，立刻指示病家就诊于西医，免得病人失去了有利时机。那时候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用的无非是“消治龙”，敷的无非是“安福消肿膏”，在治疗上有十分之五六的把握，由此也挽救了十分之五六将死的病人。所以病家非但不说我没有本领，反而很感激我。

有一次，因为呢绒大王谭敬娱（旅沪粤人）的司机患上了重症。起初，谭先生主张将他送入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