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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冬季与迷醉》（1）

何玉茹

写《冬季与迷醉》，我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印象中写作的过程很投入，也很艰辛，投入是对小说中人物和人物所处的生活的投入，艰辛是为人物和这段生活要找到最合适、最小说化的表达。

记得写作中，在眼前闪现的最多的几个词是：迷醉，孤独，困窘，滑稽，腊月，过年，冬季等等，这些词有精神的，有物质的，有温暖的，有寒冷的，有外在的时间、环境，也有内在的心灵、心魂，它们出现时，我几乎是兴奋的，我预感，因为它们的存在，小说也许会变得丰富，充满张力。伴随了这些词，当然还有无数个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场景，我自己就是那段生活的亲历者，它是既荒唐又日常，既喧嚣又静寂，既被困又有青春难抑的叛逆，它让今天的我不安而又感动。也许那段生活并不足为奇，因为亲历过它的不只我一个，奇的应该是，我今天要拿它做材料写成一部小说了；奇的还应该是，我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些材料？我觉得，那段生活有点像一颗种子，一直埋在地下，直到三十多年后才有了发芽、开花的机会。开出来的花，当然就再不是原来的种子了，它和种子不一样，和别的花也不该一样，不然有什么理由让读者来喜欢它呢？

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不过是讲一个十八岁男孩在一个冬天里发生的一些事。冬天是1969年的冬天，男孩是从一所城市中学回到了家乡的中学生李三定。冬天既是自然季节，也寓意严酷的政治气候，而李三定面对的不仅是自然和政治的双重季节，更有在这季节笼罩下的家庭环境、日常生活。一切好像都那么平淡无奇地开始了，但一切又都那么地不对劲，在一件件的不对劲中，这个性格内向的男孩，只能更加走向自己的内心。他总是在被迫中行动，一点由不得自己，看上去懦弱而又不入流，但叫人欣慰的，是他又总能在行动的狭小空间中相遇自我，相遇“迷醉”，于是，“迷醉”便在冬季的严酷中奇迹般地发生着；于是，没有传奇的日常生活，由于李三定的变被动为主动，竟是有了一点心灵传奇的意味。

李三定的回乡生活，是从看杀猪开始的。他没有明确的目标，却又每天受到家人“今后干什么”的逼问。父亲希望李三定做一名小学教师，李三定本能地反对，他宁愿看杀猪，宁愿做猪肉，宁愿拉土垫沙，宁愿当值班民兵，宁愿逃离到百里之外的姑姑家去。当然这些他也都不喜欢，但在这一个又一个的被迫行动中，也同时完成着他的成长。在杀猪场上，他以一种曾迷醉过的防御技能救下了小学同学金大良；在厨房里，他又因对做猪肉的迷醉赢得了母亲的赞赏；在拉土垫沙中，他和蒋寡妇朝夕相处，获得了厨艺和性的双重迷醉……最后，他被迫去了姑姑家，终于与“木工”相遇，彻底将自己投入了进去。在这其中，他不仅被迫做事，还被迫卷进了###的漩涡，领略了人与人之间冬季一般的严冷。好在，冬季里有一个腊月、一个春节，腊月和春节是上千年的底子，有了这底子，严冷中的人们就有了希望一般，从中汲取温暖，相遇迷醉，迷醉哪怕是瞬间的，也多少可以抚慰艰难困苦的人生了。　因此我是非常在意这千年的日常生活的底子的，它既是生活之底，也是这小说之底，没有它，其它一切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的。

在小说中，我努力让自己做到，最细致入微地写实，同时又最大可能地写意，就是说，呈现给读者的不应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些场景，一些人物，一些细节，而更应有这些东西背后的意蕴。这意蕴到底是什么，我很难一句话讲得清楚，它也许是人在这世上的“孤独与救赎”（评论语），也许是人的“生存的勇气和超越的迷醉”（评论语），也许是纷乱人世，“耕种自己的田地要紧”，也许是在强调非常历史时期的寻常生活和人性本身的力量。不管怎样，我期待它丰富、多义，期待读者在阅读中各有一份心灵的相通，这可说是我最大的心愿了，我会因此觉得，我是对得起这小说的，也是对得起读者的。

我写《冬季与迷醉》（2）

1969年的乡村物语（1）

■　杜 霞

在2006年的岁末，想象1969——四十年前的那个冬季，对于我这个生于70年代、且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不容易，并不是说我缺乏有关那个年代的常识和判断，恰恰相反，关于那段历史，过往的阅读经验已为我们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话语谱系，那些语词血泪凝聚又掷地有声，指涉着宏大深刻的种种，凭借着它们，我们很轻易地就为同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