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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是我最近四五年间所写文史随笔的一个结集。因文章内容都与历史有关，故名之为《故纸眉批》。

我是一个传媒人，工作之余喜欢读史。读多了就思考，把思考用文字固定下来，便是这些文章。因为不是专门的历史学者，所以我对历史的解读和分析就完全是个人化的，不成体系，不求建树，充其量只是“眉批”；又因为我是一名传媒人，对当下生活亦需时时加以关注，所以能感到现实与历史之间的那种特殊的纠葛、错位和张力。这样的视角可能会使我的“眉批”或多或少地带上现实针对性。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好与不好还是交给读者去评判吧。我真诚地期待着各种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此前，台湾的秀威出版社出版过这本的中文繁体字版。此次趁着出版简体字版的机会，我又对本书进行了一些修订。向为本书的出版做出过辛勤劳作的蔡登山先生、黄皎洁女士、刁冰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是为序。

训政之路（1）

一

作家韩少功在《夜行者梦语》中写道：“人类常常把一些事情做坏，比如把爱情做成贞节牌坊，把自由做成暴民四起，一谈起社会均富就出现专吃大锅饭的懒汉，一谈起市场竞争就有财迷心窍唯利是图的铜臭。思想的龙种总是在黑压压的人群中一次次地收获现实的跳蚤。或者说，我们的现实本来太多跳蚤，却被思想家一次次地说成龙种，让大家觉得悦耳和体面。如果让耶稣遥望中世纪的宗教法庭，如果让爱因斯坦遥望广岛的废墟，如果让欧文、傅立叶、*遥望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和中国的*，他们大概都会觉得尴尬以及无话可说。”这话说得很对。不过，我还想加上一句：如果让西方的宪政先贤们遥望中国的训政之路，他们一定会觉得啼笑皆非。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发现西方”的过程。无论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英国“船坚炮利”的认识，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君主立宪政体的鼓吹，无论是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译介，还是孙中山为*共和的奔走呼号，都贯串着一条清晰的线索：把西方先进的东西引进到中国来。

经过诸多先贤们的努力，先是西方先进的科技引进了中国，随后，到辛亥革命时，据说“*共和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了。其实，问题没这么简单。作为“龙种”的西方宪政思想，一遇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一遭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它就变形了。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常常会披上一件新的外套继续招摇。训政，就是宪政在中国蜕变的产物——它打着宪政的旗号，其实骨子还是专制的基因。

二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造就了暴君，也造就了愚民（这一点已经被中国的历史反复地证明过了）。*之下，只有愚民才能是“顺民”，否则就便是“刁民”。所以，*和愚民堪称一对绝世“好搭档”。两者的相互配合，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维系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资产阶级等维新派在中国试图“改良”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很快发现，“改革”的阻力不但来自保守的封建官僚，还来自底层的“愚民”。这使他们认识到，对“愚民”是无法实行*的，“愚民”根本没有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愚民”必须要接受“训导”。作为思想家的梁启超，不断地呼吁要中国人做“国民”，这其中自然含有唤醒民众的积极意义；但是，若考虑到梁启超同时作为政治家的身份，这里也就有“训政”的味道了。

当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还没有把“训政”发展成一种成熟的“思想体系”。完成这一工作的，恰恰是以“*共和”为终身奋斗目标的孙中山先生。人们爱说，历史是一位睿智的老人。可是我却常常感到，历史也像一个顽皮的孩童，他时常会搞些小小的恶作剧，让你打也不是骂也不是。以“革命先行者”著称的孙中山先生，以其极为坚韧和决绝的作为领导了辛亥革命，终止了清王朝，从而宣布了封建制度在中国社会的完结。这样的功勋，怎样说都该彪炳史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伟人，却提出了“训政”的思想，把西方宪政这一“思想的龙种”变成了中国现实的“跳蚤”。

孙中山坚决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义无返顾地要推翻清王朝，建立国民政府。但是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同样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愚民”并不理解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鲁迅先生在小说《阿Q正传》、《药》中就指出过这一点。被封建专制制度愚弄惯了的底层民众是一群麻木的看客，是“沉默的大多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