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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成了一种几乎恒定的价值冲突，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始终。这种冲突不仅在思想层面上困扰过很多人，而且在实践层面上也酿造了不少悲剧。鉴于此，我姑且称之“李陵困局”。

汉武帝刘彻理解的“忠”与李陵理解的“忠”显然是不一样的。汉武帝理解的“忠”很简单：你既然是汉将，就应该为汉朝作战，作战失败了，你就应该战死；战死了，杀身成仁，你就是烈士，你的家人就是烈属，我会给烈士以荣誉，给烈属以抚恤。相反，如果你战败投降，那就是背叛了朝廷，你对朝廷不仁，我就对你不义，所以，“族陵母妻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李陵理解的“忠”要复杂得多深刻得多。按司马迁的解释，李陵之所以投降匈奴，是在不得以情况下的一种保全之策，目的是为了以后寻找机会继续报效大汉王朝，有忍辱负重的意思在里面。我比较认同司马迁的解释，作为一代名将，李陵作战勇敢，绝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战死疆场或战败自杀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他之所以选择活下来，就是因为心有不甘，想着日后翻盘，一来以雪自己当年战败之耻，二来以报君王的信任之恩。据《汉书》记载，李陵后来对苏武说：“假如汉朝当时能宽恕我的兵败之罪，保全我老母，给我以洗雪耻辱的机会，我也许能像古人曹沫那样，逼迫敌人签下和平条约，这是李陵日夜不敢忘记的。可是汉朝将我一家满门抄斩，我还有什么牵挂呢？这些话已经没什么实际意义了，说出来不过是希望您理解我罢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呜呼，救救孩子！（2）

实际上，投降匈奴之后的李陵并没有“掉转枪口”带兵攻打汉朝，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汉朝的事。他在匈奴二十多年的岁月里都是在消极度日，他以一种与单于“不合作”的态度来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汉武帝屠杀他全家一事成了李陵心中永远的痛，他本想报国，可“国”已视他为敌；他本想寻找机会回家，可家已被彻底毁掉。无家可回，有国却又不能报，家仇与国恨的对立深深地纠缠着李陵。灭族之痛让他失去了对汉朝的归属感。史书记载，李陵曾在送别苏武的宴会上起舞而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催，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句话，如果不是汉武帝株连无辜，屠杀李陵全家，李陵对汉朝的归属感就不会丧失，他再次为汉朝效力的机会就依然存在。可惜的是，汉武帝非但不信任李陵，反而认为李陵之举让“朕”很没面子，遂视他为敌人，并迁怒于他的家人。由此可见，下属要与上司取得心理默契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呀。有时你以为你是在“为工作考虑”，“也是替领导分忧”，“是帮忙”，可人家上司偏偏就认为你是在“找碴”，是在“添乱”，你能奈何？

李陵事件所揭示的核心问题是：在必败的战局面前，作将军的难道就只能杀身成仁吗？难道就只有“以死谢君王”这一条路可走吗？难道就只有战死才算“忠”吗？难道做战俘就是“大逆”了吗？

显然不是。孟子就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意思是说，生命是极其可贵的，在可以死也可以不死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不死，这时如果去死，反而是对勇敢品格的一种伤害。可见，即便是在战败的情况下，个人也还是有选择空间的，以身殉职当然是一种选择，是“忠”的一种表现，而战败被俘也是一种合理选择，并不就是“大逆”。这两种选择都是成立的。这一点可以通过屈突通的故事来说明。屈突通原是隋朝的大将，镇守山西永济。他率兵去救京师长安，被唐高祖派兵围困。唐军派他的家僮去劝降，屈突通不肯降，把家僮杀了；唐军又派他的儿子去劝降，他仍不肯降，还用箭射他儿子，说：“以前我和你是父子，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敌人了！”后来，京师陷落。唐军再去劝降，曲突通就投降了。投降之前，他下马向着东南方向磕头大哭，说：“我已经尽了全力，可还是打败了，我对得起你皇帝了！”后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屈突通的画像就是其中之一。屈突通当然是忠臣，不过他还有比普通忠臣更值得嘉许的地方，那就是他对“忠”的理解极其到位：“我已经尽了全力……我对得起你皇帝了！”军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君王尽了全力，这也就是尽忠了，至于他是不是去死，原本就不是衡量“忠”与“不忠”的唯一标准。

有关“忠”在价值观层面上引起的困惑至此已基本解决。汉武帝刘彻所理解的“忠”是狭隘的，偏颇的。他只知道战死疆场是“忠”，却不知道，临难不死在很多时候也是“忠”；他只知道前方将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