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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实在是开错了药方。更关键的是，它违反了人们追求自由的天性，这一点，倒是跟兔子学游泳有异曲同工之处。

既然蒋氏夫妇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根本无法收到社会实效，所以只好靠形式主义来维持门面。但是，过多的形式主义愈加使人们看透了国民党自欺欺人的虚伪本质，愈加使人民厌倦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到了最后，“新生活运动”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笑话。外交家顾维钧的第三任妻子黄蕙兰在其*中说，中国驻外人员常有外遇而导致婚变，故在抗战前的外交界戏称“新生活运动”（New　Life　Movement）为“新妻子运动”（New　Wife　Movement）。”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最初也是把“新生活运动”当做“一件大事”来抓的。他们的用心不可谓不良苦，他们花费的气力也不可谓不大，可是，由于他们倡导这个活动在总体思路上是错误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通过“新生活运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较普遍的规律：当统治者、管理者无能，不能在“制度创新”和“技术手段”上有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就会抓住“道德”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以为凭借“道德教化”这一手棋就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了。其实，这是极其愚蠢的。对一个社会而言，道德的功能从来就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面对体制缺欠、吏治*、技术落后等导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道德是无力拯救的。企图通过“道德整肃”，“一揽子”解决纷繁复杂的体制性、技术性难题，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亲亲相隐”与“免证特权”

2009年8月3日，歌手满文军的妻子李俐涉嫌容留他人吸毒案在北京朝阳法院开庭，在庭审过程中，李俐坚持不肯承认自己吸食过K粉，当检察官宣读完满文军揭发妻子的证言后，李俐痛骂老公说谎。事后，网上亦出现了批评满文军“无情”的言论。

就中国现在的法律而言，满文军的做法不但没有过错，反而还有可嘉许之处，属于“大义灭亲”之举，可是，为什么还有人不认可满文军的做法呢？这就涉及法律与亲情之间的微妙关系。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这是一大进步，但是，法治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法律通吃”（甚至为此不惜伤害亲情）？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而且也应该讨论的。

讨论这个问题有两个参照系。其一是中国古代法律，其二是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

先说中国古代法律。中国古代法律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礼法合一”，这是儒家和法家两种思想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的结果。儒家虽然主张道德教化，但却不排斥法律，汉以后的儒者已不反对用法律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于是，他们把握立法和执法的机会，把“礼”的原则和精神渗透到法律之中，从而达到了“以礼入法”的目的，最后，儒家的礼（道德）所容许的，即法律所容许的，儒家道德所禁止的，即法律所禁止的。

儒家是重视亲情的，所以儒家化的古代法律向来不鼓励“大义灭亲”，而是提倡“亲亲相隐”。只要不是谋反、谋大逆的罪，亲人之间就不能告发，而且还可以免于作证。儿子不可以告老爹有罪，亦不可为老爹有罪作证，妻子不可告丈夫有罪，亦不可为丈夫有罪作证，反之亦然。这条原则叫“容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3）

“容隐”原则在中国法律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按说，百姓有违法行为，从国家和法律的立场来看，自应鼓励其他人告发，可是儒家思想却不这么看。在法律公正与亲情伦理之间，儒家宁为合乎亲情伦理而委屈法律，而不愿以法律的名义摧毁亲情伦理。所以，儒家从来就反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而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基于捍卫伦理亲情的考虑，中国历朝历代的法律都贯彻了“容隐”的原则。汉宣帝曾特为此事下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唐以后的法律，容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直系亲属和配偶可以“相隐”，只要是居住在一起的亲属均可援用此律。此后，容隐的范围继续扩大，至明清时，不但同族同姓的亲属可“相隐”，外族亲戚（如岳父、岳母及女婿等）亦可“相隐”。

法律上既然禁止亲属相互告发，同时也就不要求亲属在法庭上作证人。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