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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从嘉靖皇帝炼丹到崇祯皇帝上吊的这段历史，读起来实在叫人憋气：皇帝不像皇帝，朝政不像朝政，太监专权，民不聊生。虽然偶尔也出来几个忠臣（像海瑞、袁崇焕及东林党诸位君子），可这些“好人”都郁郁不得志，有的干脆就被残酷地杀害了。我就想，这样的朝廷如果还不灭亡，那简直是天理难容！可是，等我读到明末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有关传记时，又产生了一个困惑：既然晚明如此腐朽、如此不堪，那么这三位思想家为何还要参与“反清复明”的活动？难道他们还深深地留恋那个腐朽的明朝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岂不是有点“迂”，有点“笨”？

继续阅读，答案逐渐浮出了水面：问题就出在清军入关后提出的“剃发易服”令上。

在清军入关之初，因为晚明政治*，不得民心，北方人几乎没怎么抵抗。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攻占南京后，清廷发布“剃发易服”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这道命令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对不剃发者一律“杀无赦。”人们将此概括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同时还不准汉人继续穿“汉服”，而必须改穿满族服装。

“剃发易服”令的发布遭到了当时汉人的普遍抵制。在今人眼里，剃不剃头、留不留辫子实在不算什么大事，可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关乎“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大事！多尔衮说实行剃发令的目的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实际上，满人先就把这个问题给“政治化”了，他们把是否“剃头易服”看成了是否归顺的象征，“剃头易服”者为顺民，反之则为逆民。可在汉人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能说剃就剃？而且，我们的“汉服”也穿了一千多年了，这文化传统怎么能说断就断？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所以，自清廷“剃发易服”令发布之后，汉族地区人心大哗，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斗争，清廷随之进行了残酷*。清军制造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剧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究其实质，清廷推行“剃发易服”令直接触动了汉人的文化认同。头式和服装是汉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也是最直接的文化符号。清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个王朝在改朝换代时干涉过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要抢的是江山，根本没必要对普通百姓的头发和服饰动手动脚。骁勇的蒙古人入主中原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与汉人迥异，可他们也听任汉人按原来的方式过自己的日子，并未强迫汉人更改发式和服装。与之相比，清廷发布的“剃发易服”令就显得十分粗暴。更重要的是，“剃发易服”令中还暗示着灭亡汉人文化的政治企图。如果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强迫选择，就意味着汉人不但接受了“亡国”的现实，还要默认即将到来的“灭种”的可能。正因如此，“剃发易服”令才在江南遭到了强烈的抵抗，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位思想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参与“反清复明”运动的。他们之所以参与“反清复明”活动，并不意味着他们留恋腐朽的晚明朝廷，而是表明了他们对清朝初期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一种反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个绊子引发的血案（3）

“反清复明”的活动最后失败了，但是，我们必须说，“反清复明”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民本”思想的成熟和飞跃。经历过明清交替的乱世之后，黄宗羲猛烈地抨击“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他明确指出，君主的独断专行是造成人民苦难的根源。他深知封建帝制会使中国走进死胡同，所以期盼中国发展成一个由文化精英主持的*社会，从而变封建帝制为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为天下苍生谋福祉远比为一个没落的朝廷殉道要重要得多。黄宗羲说：“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把“万民之忧乐”置于“一姓之兴亡”之上，以天下苍生的视角而不是以帝王、皇族的视角来考察天下的“治”与“乱”，这显然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与黄宗羲对“苍生福祉”的强调相比，顾炎武的思想就更是对君臣伦理*裸的颠覆。他在亡国之余，痛定思痛，发现封建的“君臣之伦”有着极大的欺骗性。他在《日知录》中说：“君臣之分，所系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接着，他又将“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