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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震惊”。袁世凯被解职后两小时，美、德、英等国的驻华大使在英国使馆召开紧急会议，商议采取统一行动；次日，各国大使再次在美国使馆开会。德国外交部甚至宣布，鉴于中国局势不明朗，德国将推迟从中国撤回远征军的计划。国际上的媒体报道和评论了此事。《纽约时报》评论说，袁世凯被解职后，中国将会发生更多的“革命暴动”；《泰晤士报》指出，清廷解职袁世凯的公告冷淡无情；《芝加哥每日论坛报》认为，袁世凯被解职标志着中国的新政（改革）将就此停滞……

外国人的判断并没有得到印证。被解职的袁世凯并没有利用自己掌控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向清廷发难，而是“温顺”地回到了河南安阳的洹上村，过起了“烟蓑雨笠一渔舟”的赋闲生活。他还将自己披蓑衣、戴斗笠，悠然垂钓的照片送到上海的《东方杂志》去发表，目的当然是向朝廷表态：我老袁很享受这种优哉游哉的赋闲岁月。

实际上袁世凯是在韬光养晦。他知道，当年的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不得已而选择隐居，隐居的地点就是洹上村。三年后，商王亲自到洹上村礼请伊尹回朝。在内心深处，袁世凯是以伊尹自比的。他为自己的“垂钓照”写了两首诗，名为《自题渔舟*二首》，其中的一首是：“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变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另外，他在1909年还写了一首《登楼》：“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这两首诗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他身虽隐居、心雄天下的心态。

袁世凯果然等到了机会。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这次，他坐收渔翁之利，一面逼着清帝退位，一面与革命党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得了大总统之职。看来，袁世凯在人生低谷时所写的励志诗并非虚妄。

同样是在1909年，22岁的蒋介石正在日本士官预备学校读书，他也写了一首诗《述志》：“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作者的志气亦为不小，“东来志岂在封侯”，后来的蒋介石成了“委员长”、“总统”，地位远在“封侯”之上。

还是在1909年，年仅16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外出闯荡。离别之际，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的那份志向、那种决绝丝毫不逊于前人。毛泽东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其业绩妇孺皆知，不必赘言。

中国古代有“一诗成谶”的说法，三位大人物在1909年都写下了励志诗，他们后来都实现了自己的志向，他们的诗成了“谶语”。仅从这一点上看，1909年就显得很特别，因为此后中国几十年的命运，都与这三个人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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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封口费”

利用“封口费”来收买新闻记者，以达到“有偿新闻”和“有偿不新闻”的卑劣目的，这样的事情“古已有之”。远的不说，仅民国时期就出过好几起。

1915年，袁世凯要复辟帝制，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派帝制分子、《亚细亚日报》总编薛大可带30万元巨款去上海“运动报界”，同时还派人到广州去贿赂报纸和报人。当时，北京的《国华报》、《国权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都接受了袁世凯的贿赂。被派到广州收买报纸的人，到达广州后，对广州各报馆每家每月一律送银元“三百”（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万元）。对报纸发行人、编辑、记者也大加笼络，发干薪、送宣传费、给红包等等。那些接受了袁世凯贿赂的报纸和报人，其论调便以筹安会的意志为转移，颂扬袁世凯的“雄才大略”，随后又声讨反袁的蔡锷将军。

当然，真正的新闻人是不会被金钱收买的。袁世凯曾派人携15万巨款贿赂著名报人史量才和他执掌的《申报》，遭到了史量才的断然拒绝。史量才拒绝之后还在1915年9月3日的《申报》上以“答读者问”的方式刊出《本馆启事》：“有人携款十五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所有馆中办事人员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