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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的流氓田五垂涎谢氏及女儿的姿色，屡挑不遂，又趁龚行不在家时，率一批同伙上门逼奸，因谢氏呼救，众邻居拥集，未能得逞。田五问计于自己这个流氓团伙的头子何三，何三即教他伪造债契，与众无赖冲到龚家“索债”并殴打龚行，欲用此术强迫谢氏顺其淫威。街坊们慑于他们的气焰，无人敢出头说理。县衙也不查真情，反笞龚行，要他“还债”。谢氏和龚巧竟双双投河。冤情大白后，邑中绅民请命坊表，礼葬釜鼎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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奸占逼命禽兽行（2）

读者不妨去翻翻二十四史上的《列女传》，多多少少的“烈女”、“贞妇”牌坊上，都书写着“无赖”、“恶少”、“赤棍”逼奸良善妇女的罪行，而且施暴对象都是贫寒阶层。古代流氓摧残迫害妇女的罪恶，罄竹难书。

此外，流氓们也常设能使劣迹掩遮的诡计进行强奸和轮奸。惯用的伎俩之一，就是扮作轿夫、车夫等，将单身女客劫至僻静处行淫。赛会节日之夜，妇女出游，也是他们诱骗下手的时机。同兵痞匪徒之性犯罪无差别的是，流氓摧残妇女的手段一样是令人发指的。如《折狱新语》中，就有一浣衣少女在河边被三个流氓轮奸的案例。又《明史》记嘉靖二十三年（1544），嘉定有个流氓胡严伙同党徒逼奸少妇张氏，“一人乃前刺其颈，一人刺其胁，又其阴”，行为恶劣，禽兽不如。

北京光棍——硬（1）

有明一代的官私文献里，颇多京师“光棍”的记载，乃至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均有反映。如《警世通言》上即有“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的说法。《闲评》中也说：“京中光棍最多。”多到什么程度，谁也没做过准确统计。明末时，刘宗周的估计是“不下数万人”，或可作参考。

齐如山先生在《北京土语》一书里，对光棍有个解释，指作“强索人钱财，占人便宜者，则名之曰‘光棍’”。又说“既名曰棍，则决非柔软之物，故以形容硬而不讲情理之人”。可知光棍的特色在“强”，在“硬”。观诸史料，确实如此，甚至连本当心虚胆怯的偷贼一类，居然也有这等气焰。如《燕京杂记》称，京师里的“小利”（即在闹市中用利器割取他人佩囊者）在人丛中行窃时，旁观者不敢叫破，否则他们就用暗刀子捅你。这种“传统”到清代时仍然保存。《清稗类钞》上就举过一例：一女郎坐香车，一书生行其旁，正眉目传情时，一个“小利”来到书生后面，想用利刃割取其盛钱的荷包。女郎瞧见了，不敢喊出声来，便用努嘴方式向书生暗示，书生忙回头看，“小利”遂不得下手。一会儿，女郎所乘香车折入曲巷。“小利”竟跟踪而来，用利刃将她的嘴划破后，逃逸而去。

比小偷剪荷包更厉害的，是光棍的公然聚伙打劫。《查浦辑闻》说，明末京城玉河桥一带，每到夜晚，即成恶少出没抢劫行人之地，有的还“身蒙驴皮，黑面利爪”，扮成恶鬼模样，恐吓夜行之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一书中的描绘，还要恐怖，道是“京师之六街九衢市有劫夺，居者、行者相视而不敢救！”大家都成了“看客”不算，甚至连被害人也因受到威胁，不敢报案。如《五杂俎》称，有个叫陆炳的人，被一伙强徒从家里劫去珠宝，不敢声张。一日遇到负责京师治安的巡按御史，偶而提及此事，当晚便有人上门，怒责道：“警告过你不许多话，你忘啦？”继而嬉笑说：“就是有一百个御史，又能拿我们怎样？”不难想像这伙人在御史衙门里有内线，所以报案的结果，往往是自招新的祸害。

暗偷明抢以外，京师光棍的日常功课是三五成群及至数十结伙，在街市中肆逞凶恶，随时捕捉硬诈横，从《明实录》、《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官方存档和文件里的披露来看，他们的拣肥门径，大抵有以下几类：

强充“揽头”。当时各地方衙门向京都起解各项钱粮，多委派大户代办，称“纳户”。纳户虽然有钱，却是平民身份，出这种“公差”，既是不得已，但也有趁机揩油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否走通京师中各接收粮仓库房的门路，否则就会遭到他们刁难和敲诈，反使自己亏赔。所以，许多纳户到北京后，多投同乡中在京当官者，央其通门路打关节乃至全权委托代办，称为“揽头”，代价是另送“人情”。北京的光棍，借此地面与人头熟的优势，强充这种“揽头”，趁机向外埠来京的纳户讹取财物。倘纳户不愿意，就会受到他们的报复，轻则拳脚相加，重则勾结接收库仓里的蠹吏恶胥，一起使坏。纳户们在京孤立无援，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听任他们的盘剥。

行凶“护送”。京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