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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口·隐语·说脏话（2）

流氓对民间语言习俗的污染，还突出表现在说脏话上。脏话的来源自然是多元性的，流氓群体的创制仅为其一，但在使用和散布方面，则堪称主体。在《金瓶梅》、“三言”、“二拍”这类描摹市井情态的小说中，诸如“鸟”、“”、“”、“捣”、“窝”、“捧卵孵”、“捣吊底子儿”、“###”等言词丑语，屡见不鲜，且大多挂在包括女无赖在内的各色流氓分子的嘴上，的确是生活真实的反映。再如《红楼梦》里的那位薛蟠，一开口即秽语喷泄，连冒充风雅行酒令时，亦以“一根###往里戳”绝倒满座，也说明曹雪芹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细致入微，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最适合这等人物的身份——即便是有百万之富的豪门子弟，一旦堕入斗鸡走狗、为非作歹的恶少档次，其语言习惯便会等而下之。

淫词·俚曲·村台戏（1）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阳春，皇帝朱元璋口授天宪：“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等圣旨传达到基层部队时，已有府军卫千户虞让和他的儿子虞端抢先“享受”了这种别致的刑罚，且作为样板写进于圣旨中：“因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

好厉害的皇帝老倌！“吹箫唱曲”犯了什么罪，竟将人上唇连鼻尖割了？查查《明史·乐志》，可知这位淮西小和尚出身的大皇帝，虽然没受过系统的音乐教育，却也并非是“乐盲”。正史上明确写着，“明兴，太祖锐志雅乐”，开国之初，便亲自主持谱定了《中和之曲》、《肃和之曲》、《凝和之曲》、《寿和之曲》等一大批作品。或者是他只爱听“严肃音乐”？也不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十二月乐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看来他并不一概排斥“通俗歌曲”。

那么，虞端父子缘何因“唱曲”罹此惨祸呢？毛病出在其所唱之“曲”，是一种为封建正统文艺视如洪水猛兽的“淫词俚曲”，亦称“时调”或者“小曲”。这种民间歌曲样式，实际上历代均有，而其始创者，又多是市井无赖或所谓“轻薄子”一类。如北宋时官拜宰相的李邦彦，即因爱采撷这种时调小曲的养分填词谱乐，被世人呼为“浪子”，亦反证出这一类作品的最初“专利权”所在。

宋元话本和明拟话本中，有关市井无赖轻薄子弟创制和传唱时调的记述，不胜枚举。《水浒传》里淫僧海黎雇用胡头陀作帮手与潘巧云通奸，被石秀将两人三四刀砍死后。“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做成一调儿，道是：叵耐秃囚无状，做事直恁狂荡，暗约娇娥，要为夫妇，永同鸳帐。怎禁贯恶满盈，玷辱诸多和尚，血泊内横尸里巷。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似这种叫做“嘲谑”，但内容已近鄙俗。更有直接侮辱人且遣词下流的，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王美此时未曾梳弄，西湖上子弟又编出一只《桂枝儿》来：王美儿，似木瓜，空好看，十五岁，还不曾与人汤一汤。有名无实成何干，便不是石女，也是二行子的娘。若还有个好好的，羞羞也，如何熬得这些时痒！”明朝的通俗文学作家冯梦龙曾特意搜集这类《桂枝儿》，辑成专集，大多这等内容。再举一首：“俏冤家，想杀我，今日方来到。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推俏，搂一搂愁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这就难怪“正统”舆论斥为“淫词”以及明太祖朱元璋要将学唱的军人割了舌头了——军人不唱辞气铿锵的战歌而哼曲调柔糜内容淫荡的“黄色小调”，岂不要弄到士气瓦解卒无斗志的地步？

然则即便禁令酷断如此，效果亦不脱抽刀断水的老辙。历史上用政法手段禁断“淫词俚曲”者，远不止朱元璋一人，但是都未成功过。仍以明代的情况为例，据范濂的《云间据目抄》称，其故乡松江是“里中恶少燕间，必群唱《银绞丝》、《干荷叶》、《打枣竿》”，约知这个群体直到晚明还以这些词调作为“保留节目”。另一方面，由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介绍可知，还在嘉靖、隆庆以后，此类被卫道士斥作“诲淫导欲”的歌曲，又已冲破市井无赖的界域，“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几乎达到风靡一时的境地，以至沈德符要引为“骇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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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词·俚曲·村台戏（2）

综合历史资料来看，所谓“淫词”、“俚曲”，不仅多由恶少荡子辈创制和传唱，而且它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