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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翔实，但是仍未涉及右脑这一区域。《人类的高脑皮质功能》只讨论了与左脑有关的功能；而《破碎的人》一书的主人公泽特斯基同样是左脑遭受巨大损伤，右脑则完好无损。可以说，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发展史就是大脑左半球的研究史。

忽略右脑，或认为右脑“次要”，主要原因在于左脑损伤的区域相对容易找到，而右脑的病变则不是很明显。人们通常草率地认为右脑更“原始”，左脑是人类进化的奇葩。从某种意义上说，左脑的确比较复杂，分工也很精细，是灵长类尤其是人类的大脑发展到后期的产物。但不要忘记，右脑控制着认知现实的关键能力，没有它，每个物种都会面临死亡。左脑就像一部嵌入人脑中的电脑，专门负责规划与设计，古典的神经学关心的恰恰是这些规则，而不是具体的个案。如此一来，当这些专家遇上某些右脑的病症时，就茫然失措了。

过去也曾有人对右脑病症做过研究。例如安东在19世纪90年代，珀兹在1928年都做过类似的尝试。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人提及。《工作的大脑》是卢瑞亚的后期著作之一，书中有一篇简短而丰富的文章专门探讨右脑问题。其结尾是这样写的：

失去左脑会怎样（2）

这些缺陷依然无人问津，它给我们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在直接意识上，右脑扮演了何种角色……人们一直忽略对这一异常重要领域的研究……想要出版这类的研究……必须专门用一系列的文章才能讲清楚……才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卢瑞亚重病弥留之际写过几篇相关的文章，但还没来得及发表就溘然辞世了。他生前把文章寄给了英国的格雷戈里，后来被刊载在格雷戈里《思想的伴侣》一书里，并未在俄国发表。

如此一波三折，右脑患者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都成了泡影。就像巴宾斯基说的那样，他们患的是一种罕见而奇怪的“疾病失认症①”。由于这种病跟所有已知的病例都没有关联，即使是最优秀的医生，想要了解这类病人的真实情况，也会难上加难。虽然右脑病症与左脑病症一样普遍—谁说不是呢—但后者显然更容易处理。检阅有关神经学与神经心理学的文献，我们要读过数千份讨论左脑病症的文章，才能找到一两篇探讨右脑的案例。由种种现象看来，似乎当今的神经学界完全不关注这一问题。但是，正如卢瑞亚所说的那样，这一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可能重要到需要创立一门新的神经学分支。卢瑞亚把它叫做“人性化的”、“传奇性的”学科。卢瑞亚认为，由于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以身体为基础的个人和自我，所以这门学科最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比如详细描述一位病人右脑严重损伤的整个过程，可以作为《破碎的人》一书的补充与对照。在最后的几封回信里，他对我说：“谈谈这类病例吧，即使是简单的叙述也好。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领域。”我必须承认，自己也深为这类疾病所吸引，因为它们开启了一个难以想象的领域（或可能的领域），指向更开阔的神经学与心理学，全然不同于以往古板机械的论调。

我的主要兴趣不是神经系统疾病，而是一般人认定较轻微的功能偏差症状对自我的影响。这种病症的类别颇多，病因也许是功能亢奋，也许是功能缺陷，所以分成两类讨论更加合理。不过必须在此开宗明义地指明：任何疾病都不可能是简单的功能亢奋或功能缺陷问题。无论是某个器官还是整个人体，一旦出现问题，其自身就会采取措施（无论这种措施有多奇怪）来进行恢复、替代、补偿，使其保持原有的功能。而医生除了要了解病人的神经系统受损情况之外，还要去研究、影响这些人体自我修复的方式。麦肯齐就非常支持这样的观点：

疾病的本质，或者说新产生的疾病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自然主义者关注的是：理论上在同样环境下的大范围的生命体，而医生以个体为对象，关注的是单个的病人，也就是研究那些在疾病折磨下力图恢复正常的患者。

无论患者努力的方法和结果有多奇怪，这种“努力恢复健康”的动力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精神病学所承认，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也有建树。所以，他没有把偏执妄想当做病因，而是将其视为在完全混乱之中重建世界、恢复现实的尝试—只不过病人常常被它误导。麦肯齐这样写道：

帕金森症的病理生理学研究的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原来重要的系统被破坏以后，混乱便接踵而至，而系统的重建过程却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

《觉醒》一书研究的正是“有组织的混乱”，这种混乱由一种综合征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