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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还是有暴力——当然，麦迪一直在逃避。她从来没有自寻烦恼地计算她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受伤或被杀害。此外还有她不认识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平民，他们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她慢慢相信这个计数永远不会停止。她父亲对自己的“职业生活”守口如瓶，然而，基尼的家人都收听每一次爱尔兰共和军“行动”的新闻，所谓“行动”只是爆炸、枪杀和死亡的代名词。因而，对于他的缄默，家人也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同时会忐忑不安。隐瞒无法抚平死亡给麦迪的童年打上的烙印。她的童年就像一个插满飞镖的怪诞的靶盘。尤其是她弟弟的死亡。他的出生和成长无法摆脱共和军的印记，他还不清楚生命中是否还有其他选择就已丧命于枪口之下。

现在她和母亲、姐姐一连几个小时地坐着，在楼下的小客厅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楼上，她父亲躺在床上，服用了大量的镇静剂。通过他的同志、战友和朋友这个庞大的关系网络，有消息传出说，肖恩？基尼希望最后见一见自六十年代后期“北爱尔兰问题”再度爆发以来就与他并肩战斗的那些人。请神甫的事情倒是从没有提到过，因为虽然基尼生来就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他惟一的信仰就是坚决效忠爱尔兰共和军。

来访者家里人都认识。柯里？欧道尔、吉米？加里森、谢默斯？赖安，甚至马丁？麦克吉尼斯都在一个深夜露面了。在夜幕的掩护下这些来访者不会有人注意。访客名单简直就是共和军运动参加者的花名册。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们都是长期参加武装斗争的老兵。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因参与暗杀或爆炸行动蹲过监狱，如今只是因为“仁慈星期五协议”中的特赦条款才得以恢复自由。在长期的准军事生涯中，基尼尽量避免受到任何刑事指控，但是在七十年代，他和大多数来访者一样，在梅兹监狱的牢房里被拘禁了一年多。

那些人都是由麦迪领上楼的，因为她母亲觉得频繁地上下楼梯太累人了。他们站在床边，试图和这个他们称为指挥官的人聊上几句。但是麦迪看得出基尼的状况让他们吃惊——饱受病痛的折磨，他那曾经魁梧、壮实的身躯已经变得瘦骨嶙峋。大多数战友都觉察到了他的疲惫，很快以一种不自然但却发自肺腑的诀别结束了拜访。走到楼下时，他们停下脚步和莫莉及麦迪的姐姐凯特简短地说上几句；有时，如果是和基尼特别亲近的人，他们会喝上一小杯威士忌。

麦迪看得出即使是这些简短的来访也极大地消耗着她父亲日渐衰退的精力。当他们草拟的访客名单上的人员都来过后，她松了口气。在这种情形下，她父亲接下来的请求越发令人震惊——一天，他彻夜的疼痛甚至让她认为他再也看不到黎明了，然而，他却提出了那个请求。

“他想见詹姆士？马圭尔！”当她母亲和姐姐在楼下小厨房吃早餐时，麦迪宣布。

“你在开玩笑吧。”凯特狐疑地说。就算同在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伞盖之下，詹姆士？马圭尔和肖恩？基尼也顶多做到泾渭分明、河水不犯井水，他们对彼此的厌恶只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事业的投入而暂且收敛。

“我也以为他在说胡话，但到现在为止他已经说了两次了。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们不能拒绝父亲的临终请求，是吗？”

她姐姐神情严肃地盯着她。“我上楼跟他谈谈，他肯定是犯糊涂了。”但再次下楼时，她脸上的表情更加严峻了。“他非常坚决。我问他为什么要见马圭尔，他说：‘这你别管，把他给我叫来就行了。’”

当天晚些时候，在基尼一家喝下午茶前一小时左右响起了敲门声。一个瘦削的高个男人走了进来，尽管他和楼上那个濒死的人年龄相仿，但他却依旧健壮。他不像先前来看肖恩？基尼的那些战友那样谨言慎行，也没有和任何一个家人握手。凯特后来告诉麦迪，当她把他领上楼的时候，她发现父亲睡着了——也许这场与宿敌莫名其妙的会面终于还是不会发生吧。但当她转向那位来访者时，他却语气和缓地说：“你好，基尼。”

“进来吧，马圭尔，”声音虽很虚弱但却没有商量。凯特看见她父亲已经睁开了眼。他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让她出去，这是其他访客来时没有过的事。

麦迪和母亲、姐姐在楼下的前厅里等着，因为好奇和不信任，她们心乱如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他们能听到楼上低沉而含混不清的谈话声。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过去了。终于，半小时后，她们听到卧室门开了，楼梯上传来下楼的脚步声。马圭尔甚至都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