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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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