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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遭遇战后，白宝山停止了在石景山区再次作案的企图，但他并没放弃“搞短枪”的目标。

白宝山二姐在房山县某农场工作，他看望二姐的途中经过八一射击场，偶然发现这里的哨兵佩带着短枪。于是就发生了“４？２２”枪案。

枪案发生后，他来到母亲家，这时他已不住母亲家，母亲为他租了间小房，白宝山单独住在外边。这样，家人就更不知道他晚上都在做什么。

白宝山连续作了４案，都逃避开警方的打击。他并不把杀人当回事，毫不顾及他所造成的后果。他多次开枪，打死打伤军人和警察。

除了与巡警交火是一场遭遇战，其余全都是他有预谋地在进攻。

白宝山已成为一个冷血动物，一部血腥的杀人机器。他的残忍性就在于：当他确定了某一攻击目标之后，无论是谁阻碍了他，他都要把对方在肉体上消灭掉。

七、报复心理的形成与预谋犯罪

任何人走向犯罪都有着外部和内部的原因。白宝山返京后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作案，５０天内连作４案，打死哨兵１人，打伤军警人员６人，除了他反复强调的户口问题外，当然有着他自身的更深层的根源。

早年因盗窃，他被判刑。这造成他的家庭破裂，妻子与他离婚，儿女也跟着受牵连。他认为前罪判得过重，这影响到他的整个前程。他把这笔“账”记到法律和社会的头上。

按照白宝山的说法，他仅仅因为盗窃了人家几件衣服，就被判了４年徒刑。在服刑期间，被揭发出另一件事：他因喂鸽子，入院盗窃人家一书包玉米，被主家发现，追出来，他用木棍打了对方头部一下———结果，他因抢劫罪被加判了有期徒刑１０年。

这件事他始终装在心里，成为其报复社会的理由之一。

我仔细阅读过有关方面的材料，应该说，北京市两家初级人民法院当年对白宝山的量刑应该说是恰当的。１９８２年前后，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很低，多数公职人员月薪只有几十元人民币，白宝山的盗窃数额不菲。他多次与同伙入户盗窃，性质恶劣。而在刑法上，对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区别有着明确的规定，持械行凶，抢夺他人财产，伤害他人身体，以抢劫罪判刑是完全正确的。

但白宝山并不这样想，他从自身的私利出发，认为法律对他不公平。这种思想在他漫长的服刑过程中，在他承受离婚等人生打击时，不断得到加强。

白宝山是一个报复心理极重的人，１９９８年３月，白宝山在法庭上曾相当清晰地表述过他在狱中产生的报复思想。他说：“我想过了，法律这样判我，我服刑出来，就去杀人，杀死那些受法律保护的人。如果法律判我２０年，我出来杀成年人；如果法律判我无期（徒刑），减刑后我出来年纪大了，没能力杀成年人了，我就杀孩子，到幼儿园去杀，能杀多少杀多少，直到杀不动为止……”

１９９１年，也就是在宣武区人民法院宣判加刑的５年之后，白宝山被遣送到大西北，在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大约在１９９２年间，白宝山接到当时仅１０岁的女儿的一封来信。女儿在信中向他诉苦。跟白宝山一起服刑的同监犯人李清亮（化名）说，白宝山接到女儿来信，情绪极不正常。后来白宝山把这封信拿给李清亮看，当着李清亮的面痛哭了一场，发誓说：“我出去之后，一定要弄到３００万（元），给我的两个孩子买房子，每人买一辆奔驰车，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不能比别（的有钱）人差。”

李清亮比白宝山年长，人性不错，有见识，服刑前曾在北京某军事单位供职，懂得枪械知识。与白宝山要好的还有两人，一个叫吴子明，一个叫小蛋子（化名），他们都是本地人。吴子明对白宝山非常佩服，小蛋子曾跟白宝山住一个监号，他对小蛋子格外照顾，两人是另一种友谊。

在监狱里，白宝山着手做着各项准备工作。

他知道，要作大案，没有文化知识是不行的。小时候他不肯读书，进了监狱却卧薪尝胆，坚持把文化课学下来，达到了能读书能看报的水平。

这时的白宝山在外表看来很老实、很勤奋，这正是他“立大志”　的阶段。同时，他开始研究案例。劳动之闲，他常常跟李清亮“探讨”。

在白宝山“预想”的那些案件里，作为主人公的他，必须有武器。白宝山向往的不是普通的枪，而是火力猛、威力大又携带方便的枪种。还要有车，有高超的射击技术和驾驶技术———这都是前期准备的“必要条件”。在监狱里不可能搞到枪，也无法学习驾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