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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呆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之战的胜利。

总起来讲，许定国战绩一般，主要与农民军周旋而已，但个人势力日益积攒。

崇祯帝在河南新设河南总兵，委与原为河南巡抚的张任学，把时为“署镇”的许定国调往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定国才被实授为山西总兵，当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于李自成在河南展开猛烈进攻，困围开封，明廷命令许定国率五千精兵从山西赶往河南进行援助。此时的许定国，心怀简慢，上疏崇祯帝，要求朝廷先发赏银赏缎和银牌。出于事急，明廷兵部满足